”
“白良同志，我们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同胞被抓了！”一名年轻队员红着眼眶说道，“我们跟他们拼了，就算救不出所有人，也要杀杀他们的威风！”
“不行！”白良立刻否决，“野田龟腾就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贸然出击。他既然敢这么张扬地抓捕，肯定早就布好了埋伏，就等我们自投罗网。我们现在出去，不仅救不出人，还会让整个地下组织陷入灭顶之灾。”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又一名同志拿着一份新报纸冲了进来，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白良同志，你看！野田龟腾太无耻了！”
白良接过报纸，目光落在头版的通告上，只看了几行，便气得浑身发抖。通告的标题是“劝降白良书”，内容字字诛心——野田龟腾在文中细数被抓捕的爱国人士名单，称这些人皆是因白良“煽动抗日、制造混乱”而获罪，若白良在三日内主动到特高课投案自首，认罪伏法，他便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若三日后白良仍负隅顽抗，便将所有被捕爱国人士押赴刑场，全部处决，以儆效尤。
通告的末尾，还附上了被捕人员的照片，有白发苍苍的学者，有正值壮年的商人，还有一脸坚毅的青年学生。野田龟腾甚至在文中刻意渲染“白良为一己之私，置同胞性命于不顾”的论调，企图用道德绑架的方式，逼迫白良就范，同时瓦解百姓对爱国力量的信任。
“无耻！太无耻了！”小陈（此前侥幸存活，被地下党同志营救，一直在据点养伤）一拳砸在桌上，茶水溅了一地，“这分明是野田龟腾的阴谋，他就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白良同志，再顺理成章地屠杀爱国人士！”
据点里的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有人主张冒险劫狱，有人提议分散行动骚扰日军，却都被白良一一否决。他盯着报纸上野田龟腾的照片，眼神从最初的愤怒，渐渐变得冷静而锐利。野田龟腾的狠毒与无耻，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也恰恰暴露了对方的弱点——野田龟腾极度自负，信奉“以恶制恶”，且极为看重日军在上海的统治颜面。
“他想用道德绑架我，用同胞的性命逼我投降，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白良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抓我们的人，我们就抓他们的人；他用同胞的性命要挟我，我们就用日军高官的性命要挟他。”
众人闻言，皆是眼前一亮。小陈立刻说道：“白良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绑架一名日军高官，用他来交换被捕的爱国人士？”
“没错。”白良点了点头，起身走到地图前，指尖在地图上划过，“野田龟腾既然在乎颜面和统治稳定，就绝不会坐视日军高官被绑架而不管。我们只要抓住一名足够分量的日军高官，就能掌握主动权，逼迫他释放所有被捕同胞。”
但绑架日军高官绝非易事。日军在上海的军政要员，皆有重兵护卫，住所、办公地点戒备森严，想要接近都难如登天。众人围绕“目标人选”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提议绑架日军驻上海的联队长，有人主张绑架伪政府的高官，但都被否决——联队长常年驻守军营，护卫力量极强；伪政府高官分量不足，未必能让野田龟腾妥协。
就在这时，负责收集情报的老吴开口了：“我倒有个合适的人选。日本驻上海的政务总监，松本一郎。”
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老吴。老吴继续说道：“松本一郎是日军在上海的核心政治高官，直接负责与伪政府的联络，以及日军在上海的民政管理，分量足够重。而且，他不同于其他武将，行事相对低调，住所虽然戒备森严，但守卫多为特高课的特工，而非荷枪实弹的士兵，相对更容易找到突破口。最重要的是，松本一郎是野田龟腾的直属上司之一，野田龟腾无论从职责还是个人前途出发，都必须全力营救他。”
白良眼中闪过一丝精光，立刻说道：“好，就选松本一郎！老吴，你立刻带人深入调查松本一郎的住所位置、护卫布局、日常作息，务必摸清所有细节。其他人各司其职，准备绑架所需的装备、车辆，同时密切关注特高课的动向，防止野田龟腾提前察觉。”
接下来的两天，整个秘密据点都陷入了紧张的筹备之中。老吴带着两名队员，乔装成园艺师、送水工，潜伏在松本一郎的住所附近——那是一处位于法租界边缘的独栋别墅，四周环绕着高墙，门口有四名特高课特工守卫，别墅院内还有六名特工巡逻，别墅二楼的书房和卧室，是松本一郎日常活动的主要区域。
经过细致侦查，老吴摸清了松本一郎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八点出门前往政务厅办公，下午六点返回别墅，晚上七点到九点会在书房处理公文，十点后回卧室休息；别墅的后门有一处侧门，是供佣人进出的通道，每天晚上八点左右，会有佣人出门采购次日的食材，此时侧门的守卫会短暂放松警惕；别墅院内的巡逻特工，每十五分钟巡逻一圈，书房窗外有一处露台，是巡逻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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