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端着茶的手停在半空。
她看着电脑屏幕上那行字——“第三个名字：四十年前玉泉水库事故中，唯一活下来的那个孩子。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茶杯边缘轻微颤抖，茶水晃出涟漪。
“半夏，”沈墨握住她的手，“你知道这件事吗？”
茶盘放在桌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许半夏抽回手，转身走向窗边。夜色透过玻璃映在她脸上，让她的表情模糊不清。
“1982年3月15日，”她背对着沈墨开口，声音很轻，“玉泉水库垮塌那天，现场有二十四个工人。二十三个死了，一个被压在钢筋水泥下十四个小时后救出来——就是我父亲。”
沈墨站起身。
“但你父亲他……”
“他活下来了，但大脑受损，失去记忆。”许半夏转身，眼睛里有一层水光，“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运气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被推出去的。”
“被谁？”
许半夏走回书桌前，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个老旧的铁皮文具盒。她打开盒子，取出一枚生锈的工牌。
工牌上写着：“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技术员，沈青山。编号007。”
沈墨的父亲的工作证。
“事故发生时，我父亲和你父亲在同一个作业面。”许半夏把工牌推过来，“你父亲先发现支撑梁开裂，他大喊让大家撤离。但已经来不及了。垮塌的瞬间，你父亲把我父亲推到了相对安全的角落，自己却被……”
她说不下去了。
沈墨拿起那枚工牌，背面用刻刀刻着一行小字：“若我遇不测，请照顾我妻儿。青山，1982.3.14。”
那是事故发生前一天。
父亲知道自己可能会死。
“你父亲死后，”许半夏继续说，“李主任的人找上门，威胁我父亲闭嘴。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意外身亡’，要么装作失忆，永远不提那天的事。我父亲选了后者。”
“所以他们用药物……”
“对。他们给我父亲用了某种神经抑制剂，让他真的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状。”许半夏的声音在颤抖，“这些年，他不是真的痴呆，是药物反应。我学法律，拼命往上爬，就是想有一天能接触到当年的医疗记录，找到证据。”
沈墨想起许大山那张永远呆滞的脸。
想起许半夏这些年拼命的模样。
想起她总是说：“我要为弱者讨公道。”
原来她心里最大的弱者是自己的父亲。
“新园丁计划为什么找你父亲？”沈墨问。
“因为他是唯一的活证人。”许半夏说，“虽然‘失忆’，但李主任不敢保证他永远不会恢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用一个‘核心成员’的身份，换他一辈子的沉默。”
手机震动，是加密邮箱的新邮件。
沈墨点开，附件是一段1982年的医疗记录扫描件。患者姓名：许大山。诊断：脑外伤后遗症，记忆缺失。主治医师签字：李主任（当时是省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
治疗记录里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被后来者用钢笔描黑覆盖，但还能辨认：“患者记忆功能完整，建议保守观察。但李主任指示：使用编号CX-7药物进行干预。”
CX-7。沈墨查过这个编号——1980年代军方研发的神经控制药物，因副作用太大被禁用。
“这段记录哪来的？”他问。
“秦衡给我的。”许半夏说，“今天下午，他来找过我。他说李主任倒台后，很多被封存的档案都解密了。其中就包括这个。”
沈墨盯着屏幕。
原来秦衡早就知道。
原来这场戏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明晚西山的会议，”许半夏走过来，手搭在他肩上，“你去吗？”
“去。”沈墨关掉邮件，“但我需要先见一个人。”
“谁？”
“岳川。”
话音刚落，门铃响了。
凌晨一点，谁会来？
沈墨透过猫眼看去——门外站着快递员，手里捧着一个包裹。很旧，用牛皮纸包着，缠着麻绳。
“沈墨先生吗？”快递员喊，“有您的加急件，寄件人要求当面签收。”
沈墨开门。
包裹很轻，但很大。签收时他看了眼寄件人信息——姓名：岳川。地址：玉泉县县志办。日期：三天前。
岳川三天前就寄出了这个包裹。
他算准了沈墨今天会需要它。
“谢谢。”沈墨关上门，把包裹放在餐桌上。
许半夏拿来剪刀。麻绳剪断，牛皮纸剥开，露出里面的东西——
一本厚得像砖头的《玉泉县志》，1950-1985年合订本。封面已经磨损，书页泛黄。
还有一张折叠的字条。
沈墨先打开字条。岳川的笔迹，很工整，像刻出来的：
“沈墨：县志第三卷第七章第四节，看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记录。重点看当年玉泉县新建的十二座小高炉名单，特别是第三座高炉的技术负责人。然后翻到1982年卷，看水库事故调查报告的附录三，对比笔迹。你父亲留给你的，不只是真相，还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门，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三十年的产业安全。慎用。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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