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省委科技厅大楼只有三楼的灯还亮着。
沈墨站在走廊尽头，看着那扇虚掩的门。门牌上写着“副厅长刘伟”。这位四十五岁的副厅长以严谨刻板着称，三年来审批了创投基金487个项目中的213个，签字笔迹永远工整得像印刷体。
但他有一份档案，藏在省档案馆的绝密区——七年前，刘伟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因为一篇揭露学术造假的文章，被当时的系领导打压，愤而辞职回乡。
“沈处长，这么早。”刘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墨转身，看见刘伟拎着公文包，眼睛里有熬夜的红血丝，但衬衫熨烫得一丝不苟。
“刘厅长也加班？”
“赶一份材料。”刘伟刷卡开门，“进来坐吧。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办公室很简朴，书架上除了政策文件，就是厚厚的学术着作。沈墨注意到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三本英文原版书：《科研伦理》、《学术不端治理》、《创新的代价》。
“您都读过？”沈墨问。
“不仅读过，还翻译过其中一本。”刘伟泡了两杯浓茶，“沈处长，你那份报告我看了十三遍。每一遍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如果七年前有这份报告，我还会离开清华吗？”
茶杯很烫，沈墨握在手里。
“刘厅长，中央文件今天下发。破除‘唯论文、唯职称’，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实施细则。”他直视对方，“科技厅要牵头起草。您是分管科研管理的副厅长，这份细则怎么写，很重要。”
刘伟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省委大院。
“沈墨，你知道科技厅有多少人吗？”他问。
“编制87人，实际在岗91人。”
“那你知道这91人里，有多少人的配偶、子女、亲戚在高校、院所或者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工作吗？”刘伟转过身，“62人。其中28人的直系亲属，过去三年从创投基金相关项目里拿过钱。”
他走回办公桌，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名单：“这是我私下统计的。科技厅项目管理处处长，他儿子在美国留学，每年学费四十万，汇款方是永昌投资。成果转化办主任，他妹妹的公司三年拿了八百万扶持资金，公司实际只有一个空壳。还有……”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沈墨打断他。
“因为我也统计过另一份名单。”刘伟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科技厅里真正想做事的人，17个。都是基层出身，没有背景，靠能力上来的。这些人过去三年提过47次改革建议，全部被压下了。”
他把两份名单推到沈墨面前：“你现在明白了吗？科技厅不是铁板一块，但想打破这块铁板，需要策略。”
沈墨翻开那份17人的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刘伟自己。第二个名字让他愣了一下——张静，科技厅规划处副处长，三十八岁，耶鲁大学博士后。他记得这个女人，在几次会议上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但眼神里有种压抑的光。
“张静，”刘伟说，“她父亲是永川大学前校长，因为反对学术腐败被提前退休。她回国后想改变什么，但发现连自己的处室都改变不了。”
“她现在怎么样？”
“昨天提交了辞职报告。”刘伟苦笑，“准备去深圳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年薪两百万。我压着没批，但最多只能压一周。”
沈墨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四十分。
“刘厅长，如果您来牵头起草实施细则，需要什么条件？”
刘伟沉默了很久。
“第一，纪委要同步启动对科技厅的廉政审查，给改革一个‘不得不改’的理由。第二，”他顿了顿，“要保护好那17个人。他们一旦露头，就会成为靶子。”
“第三呢？”
“第三，”刘伟的声音低下去，“如果我出事了，帮我照顾我女儿。她今年高三，想考清华。但某些人……可能会在档案上做手脚。”
沈墨握紧了茶杯。
这不是谈判，是托孤。
“细则什么时候能出来？”他问。
“给我三个敢写的人，一个安全的写作地点，四十八小时。”刘伟说，“但你必须保证，细则出来那天，就是改革启动那天。不能拖，一拖就会有无数的‘修改意见’把它改回原样。”
“我保证。”
刘伟从书架最底层抽出一个加密U盘：“这是我七年来收集的所有资料——评审专家与企业的关联交易记录、项目造假的技术分析、还有……周正明在担任科技厅长期间，批示通过的117个问题项目的完整档案。”
沈墨接过U盘，感觉沉甸甸的。
“刘厅长，您藏了七年，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因为七年前，我只想自保。”刘伟看向窗外渐渐泛白的天际，“但现在我发现，如果每个人都自保，最后谁都保不住。你爷爷的事，我听我父亲说过。他死的时候，我父亲在台下流泪。他说：‘如果当时多几个人站出来，沈工可能就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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