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年底的“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所有工作的方向，也倒逼着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完成。一时间，省农业厅乃至相关的多个部门，都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围绕着这套全新的推广体系高速运转起来。
我作为这套方案的主要提议者和核心顾问，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在郭副省长的亲自过问和王厅长的直接指挥下，我几乎以农业厅编外人员的身份，投入了这场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流动红旗，凝聚荣誉的象征。 首先动起来的是象征荣誉的“流动红旗”。按照我的建议，红旗分为县、地区、省三级，尺寸和精美程度逐级提升。省级的流动红旗最为考究，采用上好的红绸面料，旗面中央是金色的麦穗和齿轮环绕的“山西省农业先进集体”字样，边缘绣着精美的云纹，旗杆顶端还带着醒目的红缨。看着服装厂的老师傅们一针一线地精心缝制，我能想象到当这面旗帜在万众瞩目下被授予时，将会激发出何等强烈的自豪感和竞争意识。这不仅仅是一面旗，这是荣誉的图腾，是点燃争先恐后热情的火焰。
规章制度，构筑体系的骨架。 与此同时，一套涵盖“培训中心管理”、“技术推广员职责与考核办法”、“试验田建设与管理标准”、“帮扶督察小组工作条例”以及“三级排分榜评比细则”的规章制度汇编，也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和修订中。
我凭借前世积累的管理知识和这段时间的实践，与农业厅的政策研究骨干们一起，逐条逐句地推敲，确保每项规定都指向明确、权责清晰、操作性强，既符合当下的政策环境，又能有效引导和约束行为。
这些白纸黑字的条文，将成为确保“星火燎原”计划不跑偏、不走样的制度保障。
指导手册，传播技术的载体。 那四十九本源自韩家村实践的技术手册，无疑是此次推广的技术核心。
农业厅调集了最好的编辑和印刷力量，对这些手册进行最后的校对、排版和批量印刷。考虑到基层的实际接受能力，我们在保留核心技术和数据的前提下，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配上了大量手绘的示意图。
当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一捆捆崭新的手册从印刷厂运出，整齐码放在即将启用的培训中心仓库时，我仿佛看到了无数颗科学的种子，正整装待发，准备飞向三晋大地的田间地头。
培训中心，孕育火种的摇篮。 培训中心的选址最终定在了省农科所旁边一个闲置的、带有不小院落的独立单位。这里环境清幽，既有学习的氛围，也有足够的空地可以开辟一小片示范田，方便进行实操教学。
我和王厅长亲自去看过，对教室、宿舍、食堂的改造布置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务求实用、简朴但不失功能。
最大的挑战在于师资力量的组建。邀请省农科所的专家教授相对顺利，他们对韩家村的实践成果也充满好奇，但对于邀请韩家村的“老农”来省城当“教员”，起初却遇到了一些阻力。
我亲自去拜访了村里几位技术最好、也最善于表达的老把式，比如对高温堆肥了如指掌的韩老栓，对良种特性摸得门儿清的李满仓。一开始，他们听说要去省里给“干部们”讲课，头摇得像拨浪鼓。
“浩子，俺们就会在地里刨食，哪能去省里讲课？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丢人现眼嘛！”韩老栓搓着粗糙的大手，一脸为难。
我笑着给他们倒上水，耐心解释：“老栓叔，满仓叔，省里的专家懂理论，但你们有他们比不了的东西——实实在在种出高产粮的经验！你们讲的不是大道理，是咋样把地种好。那些派来的学员，回去是要教别人种地的，他们最需要听的，就是你们这些‘土专家’的实在话、管用招！这不是去显摆，是去传经送宝，是为了让更多地方像咱韩家村一样，多打粮食，过好日子！”
我又请王厅长出面，以省农业厅的名义，郑重地向他们发出了聘书，并承诺给予相应的讲课津贴和尊重。最终，几位老农被我们的诚意和这项工作的意义所打动，怀着既紧张又自豪的心情，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任务。我知道，他们的参与，将是培训中心最接地气、也最具说服力的一环。
筹备过程中，各种协调工作千头万绪。与财政部门的沟通，确保专项扶持资金和培训经费的落实；与组织部门的对接，明确技术推广员的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的挂钩机制；与各地市县的预先通知，要求他们提前物色和准备参训人员以及试点区域……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反复沟通、耐心解释，甚至有时需要搬出郭副省长的指示来推动。
这个过程，让我深切体会到了推行一项系统性变革的复杂与艰难，但也锻炼了我与人沟通、协调资源的能力。我的“情商”和“沟通协调能力”，在这一次次的磨合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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