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子！”张天利嗓门洪亮，一把抱住我，“可算找到你了！”
我看到他也十分意外和惊喜：“天利？怎么是你亲自来了？我还以为村里会汇款过来。”
张天利笑道：“嗨！李书记说了，这么大一笔钱，汇款手续麻烦还不保险，让我亲自跑一趟，踏实！再说，我也正好来看看你，顺便……嘿嘿，见识见识这首都的大学是啥样！”
他打量着气派的清华校门，眼神里充满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和高等学府最纯粹的敬畏与向往。
我看着张天利那被风吹日晒显得黝黑粗糙的脸庞，以及眼中难以掩饰的兴奋与好奇，心中一阵暖流涌过。
“走，天利，我带你逛逛我们学校！”我暂时忘却了考试失利的郁闷，接过张天利手里那个沉甸甸的土布包袱，热情地揽着他的肩膀往校园里走。
走在清华园宽阔的道路上，看着一栋栋颇具年代感的红砖教学楼，张天利像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看什么都新鲜。
“嚯！这楼真气派！”
“这路真宽，能并排走好几辆马车！”
“这么多自行车！都是学生们的？”
我耐心地给他介绍着，心里却不由得对比起后世的大学校园，那种时空交错感再次袭来。
逛得差不多了，我提议：“天利，走，我请你下馆子，咱们去校外吃点好的。”
没想到张天利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外头馆子有啥好吃的，又贵还不实惠。我听说你们大学食堂的伙食不错？就在食堂吃！让我也尝尝这大学生天天吃的饭是啥滋味！”
我愣了一下，看着张天利眼中那种不容置疑的、对“大学食堂”这份象征意义的执着，我瞬间明白了。张天利这辈人，或许是被时代耽误了的一代，他们对知识、对大学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拜。在他们看来，能在大学食堂吃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经历，一种荣耀。
理解到这一层，我心里有些发酸，又有些感动。我不再坚持，重重地点点头：“好！那咱就在食堂吃！让你尝尝我们清华的伙食！”
清华食堂里，人声鼎沸。我用饭票打了几个相对不错的菜：一份红烧肉，一份白菜豆腐，还有几个白面馒头。张天利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仿佛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一边吃，一边迫不及待地向我汇报着韩家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子，你是没见着啊！咱们队部按照你画的那些图，整修得那叫一个气派！坐北朝南，起了两层的楼房！亮堂得很！”张天利说得眉飞色舞，用手比划着，“东边是单层的展览馆，玻璃窗，明晃晃的！西边是会议室，能坐下全生产队的人！”
我听着，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当初结合后世新农村建设理念画出的那些规划图，没想到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亲们硬是靠着肩挑手扛，把它们变成了现实。
“二层设置了资料室和几间宿舍，一层就跟公社一样，分了各个科室。”张天利继续兴奋地说着，“还有你规划的学校和卫生所，也都建起来了！所有的公共设施预留地，都按照你的意思，开始平整了！李书记说了，保证春耕前，把这些都弄利索！”
听着张天利描绘着村庄的蓝图一步步实现，我胸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和成就感。这是我利用超前知识，真正为这个时代、为那些朴实的乡亲们带来的改变！这种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建设性”，远比在考卷上答对几个经济学名词更让我满足。
这顿饭，吃得格外酣畅淋漓。饭后，张天利说正好回北京了回家一趟，我一拍脑门，差点忘记了张天利是纯正的北京人，分别后这才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关上宿舍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里面赫然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纸币！
第二套人民币1953版工农像10元，发行时间为1957年12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为1964年4月15日。字冠为三位字冠，七位号码。票面尺寸为210mm*85mm。正面主景为工农联盟的图案，背面主景为国徽、“中国人民银行拾元”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四种图案。正面主色为黑色，背面主色为黑色。印刷工艺为：胶印四色和凹印二色。
我仔细数了数，整整860张！也就是8600元钱！这在1964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二十年的工资！布包里除了钱，还有一小罐张婶亲手做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辣酱，以及一封李书记亲笔写的信。
我展开信纸，李书记那熟悉的、略带潦草却力透纸背的字迹映入眼帘。信中除了关切地询问走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再次郑重感谢我为韩家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详细说明了这笔钱是我应得的分红预支，让我放心用。信的末尾，李书记还提到，村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学习，不用挂念。
看着信，摸着带着家乡味道的辣酱罐，再看着眼前这一大摞纸币，我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这是一种被信任、被需要、被牵挂的温暖。这种来自“家”的情感支撑，比我淘换到的金条，比可能到来的财富，更让他觉得踏实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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