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那熟悉而又略显肃穆的苏式主楼，在冬末春初略显萧瑟的阳光下，将我的身影拉得细长。
就在昨天，我还是全县瞩目的焦点，是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捧着“先进个人”烫金证书的模范知青，是李书记口中“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典范”的韩浩同志。那份荣誉，沉甸甸的，不仅在于它本身的意义，更在于它承载着韩家村老少几个月来在我带领下，依靠着超越时代的土法增产技术和现代化管理雏形所换来的、实实在在的丰收。
县里的意思再明确不过——要组织一场轰轰烈烈的巡回演讲，让“韩家村经验”在清徐县乃至更广范围内开花结果。这无疑是这个时代对个人最高的肯定与期许之一。
然而我，这个灵魂来自二十一世纪，深刻理解“流量”、“曝光”与“务实”边界的95后，却在那一刻，做出了让李书记既失望又有些不解的决定。
“李书记，”我当时揉了揉因为连续讲话而有些发胀的太阳穴，语气诚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您的厚爱，县里的重视，我心领了。这份荣誉，是属于韩家村每一位乡亲的，我韩浩不过是赶上了好政策，做了点分内事。”我话锋一转，抬出了无可指摘的理由，“您看，我这趟回村落下的课程实在太多了。清华的课业压力不小，基础不打牢，将来怎么用更扎实的知识回报国家？总不能舍本逐末不是？学业，才是我当前的首要任务。”
这番话，冠冕堂皇，情真意切，直接把李书记满腹的动员稿给堵了回去。李书记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表情可谓是精彩纷呈。先是如同喝了蜜般欣慰——看看，咱们的先进分子多觉悟，荣誉面前不忘学习！紧接着，那欣慰就变成了掺杂着苦涩的无奈——他原本指望着韩浩这根“独苗”（清徐县唯一拿得出手的先进典型）能好好在兄弟公社乃至县里露露脸，给他、也给清徐长长脸呢！这下好了，计划全泡汤了。
“浩娃子啊……”李书记拍着我的肩膀，力道重得像是要把我钉在地上，“你这……你这思想境界是高了，可咱县里的宣传工作……”他咂咂嘴，最终化作一声长叹，“罢了，罢了，学习要紧，学习要紧！回去代我向清华的老师们问好！”
虽然战略性放弃了巡回演讲，但我在县里停留的两天，依旧没能逃脱“话痨”的命运。
第一天，从早到晚，我就像个被上了发条的留声机，不是在各个单位、座谈会上做着精简版（但依旧冗长）的报告，就是被各级领导、好奇的同志们围着问话。
“韩浩同志，你们那个堆肥的碳氮比具体是怎么把握的？”
“小韩啊，听说你还搞了劳动积分制？细说说，怎么避免平均主义？”
“韩浩同学，你是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实践生产的？”
……
问题五花八门，热情如火如荼。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凭借着那份刚刚受奖的激动和责任感，慷慨陈词，恨不得把肚子里的那点现代知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
到了下午，我的嗓音就开始变得沙哑，像是一台缺少润滑的老旧机器，每一次发声都带着毛刺。
第二天醒来，我只觉得喉咙里像是塞了一把沙子，咽口唾沫都疼。我不得不有意识地减少说话频率，并且把音量压底。（心态更是如同坐了一场过山车，从最初的激昂澎湃，迅速滑落至无奈的迎合与机械的应答。我脸上保持着礼貌而不失热情的“韩氏标准微笑”，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老天爷，我这辈子前二十几年加起来说的话，都没这两天多！再这么下去，我非得去耳鼻喉科报道不可！”
当我终于踏上返回北京的列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时，竟生出一种近乎“越狱”成功的庆幸感。
回到阔别数周的清华园，那浓郁的学习氛围、熟悉的草木气息，才让我真正松弛下来。
放下简单的行囊，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图书馆恶补功课，也不是回宿舍整理内务，而是揣着那本用红绸布精心包裹的“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径直走向了女生宿舍楼。
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在等着他回来，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想要分享这份喜悦。
在宿舍楼门口等了一会儿，就看到林雪晴像一只轻盈的燕子般飞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这个年代常见的藏蓝色棉猴（棉大衣），围着一条红色的毛线围巾，衬得小脸愈发白皙明净。看到韩浩，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如同落入了星辰。
“浩哥！你回来啦！”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带着显而易见的欢欣。
“嗯，回来了。”我笑着，将手里的红绸布包递过去，“喏，给你带的‘土特产’。”
林雪晴疑惑地接过来，入手是硬硬的封面质感。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红绸布，当那本印着国徽和“先进个人”字样的烫金证书映入眼帘时，她“啊”地低呼一声，双手猛地捂住了嘴，眼睛瞪得圆圆的，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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