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汉赵争锋
（此文乃大汉蜀中，成都城酒肆茶舍中，说书人的故事）
大汉疆域之东，有一名为“东赵”的诸侯国，其疆域囊括朝鲜半岛及扶桑诸岛。高祖分封天下时，将此东海之滨化外之地，赐予功勋卓着的赵国宗室赵云龙，以期屏藩东域。传至文王赵桓，已历三世。
文王赵桓，是一位颇具远见与开拓精神的君主。他深受先秦时期齐地“鱼盐之利”与燕、赵冒险精神的影响，坚信海洋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在位期间，他大力推行“开海策”，鼓励臣民建造更大、更坚固的海船，组建了一支堪与陆上骑兵媲强的“沧澜舰队”。他颁布法令：“凡造大船入海，探新岛、通商路者，赏爵位，免赋税。”一时间，乐浪（今平壤附近）、儋耳（虚构的九州岛重要港口）等港口桅杆如林，帆影蔽日。
来自中原的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冶铁、造船技术，与当地文明融合，使得东赵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船队不仅往来于朝鲜半岛与扶桑诸岛之间，更向北探索鲸岛（库页岛，又称“鬼岛”据说位置会移动，乃一巨鲸化形，醒三年，睡三千年云云），向南则抵达了琉球群岛（当时称“流虬”），带回了珍珠、玳瑁、异香木材以及关于更南方“裸国”（可能指南洋）的传说。文王在儋耳设立“海事监”，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绘制海图、记录风土人情。东赵的国力在海洋贸易的滋养下迅速增长，丝绸、瓷器、青铜器经由海路换回大量黄金、珍宝，国库充盈，文化也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盛景。文王常对臣子言：“陆地有尽，而海洋无涯。固守封疆是为下策，扬帆万里方得生机。”
然而，这片欣欣向荣之下，也潜藏着隐忧。大力开发海疆，不可避免地相对忽视了陆上武备，尤其是针对西方强邻——大汉的防御。同时，大量资源向沿海倾斜，引起了内陆贵族的不满。但文王的威望足以压制这一切，东赵依旧在他的引领下，坚定地走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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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假年，雄心勃勃的文王赵桓在一次巡视海疆时染病，不久便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握着太子赵睿（即后来的景王）的手，叮嘱道：“儿啊，海洋……乃我东赵命脉……万不可弃……”
然而，年轻的赵睿，其志趣与父王截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深宫，陪伴他的不是海图的波澜壮阔，而是太傅孔孝儒所授的儒家经典。
孔孝儒，乃鲁地迁来的大儒之后，学问渊博，却思想保守，坚信“仁政王道在于内修德政，外夷自服”，视开拓海洋为“舍本逐末，与民争利”的苛政，认为强大的武力尤其是“霸道”残余。
在孔孝儒的悉心教导下，赵睿对《诗》、《书》、《礼》、《易》倒背如流，心中充满了对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的向往。他登基后，尊孔孝儒为相父，言听计从。
景王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便是“罢海事，兴文教”。他以“耗费民力，滋长奇技淫巧”为由，大幅削减了对造船业和远航的资助。
“沧澜舰队”的维护经费被压缩，富有经验的水手和航海家被迫转业。儋耳的“海事监”形同虚设，海图蒙尘。
取而代之的是，景王在国都大兴土木，修建宏大的太学与明堂，祭祀孔子，推崇《春秋》大一统思想。
他要求贵族子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方可入仕，并将大量国库收入用于举办繁复的礼乐仪式。对于内陆贵族的土地兼并，他试图以儒家“仁政”进行温和劝诫，收效甚微，反而使得贵族势力坐大。
这套“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很快带来了恶果。沿海地区经济凋敝，昔日繁华的港口日渐萧条。曾经依赖海洋贸易为生的百姓生计无着，怨声载道。而陆军的建设也因资源被礼制工程挤占而停滞不前。
以大将军卫满（借用历史人物名，实为虚构云云）为首的武将集团多次上书，请求恢复武备，警惕西方，均被景王以“修德以来远人，何必穷兵黩武”驳回。
孔孝儒更是斥责卫满等武将是“桀纣之臣”，不懂圣王之道。东赵的国力，在短短数年间，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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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赵景王沉溺于复古文治之时，西方的大汉帝国，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的统治下，正处在武力扩张的巅峰。
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打通河西走廊；张骞凿空西域，使者商旅不绝于道；南平百越，北收河套，汉军的兵锋似乎无坚不摧。
汉武帝的目光，早已投向了东方那片名义上臣服，实则自成体系的东赵。东赵的富庶，尤其是传闻中的海上利益，让志在“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的武帝心动。
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不受完全控制的强大诸侯国存在于帝国的东方边缘。恰在此时，东赵景王“偃武修文”的情报传来，让汉武帝看到了机会。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借用真实历史纪年），汉武帝以“东赵阴蓄甲兵，交通外夷，图谋不轨”为名，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数万楼船之士（水军）及数万陆军，跨海、越辽东，水陆并进，大举征讨东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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