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聚光灯如月光般倾泻在《暖光》这幅油画上。画布中央，昏黄的灯泡悬在老旧的木梁上，光线温柔地漫过桌边打盹的老父亲，漫过桌角盛着半碟咸菜的粗瓷碗，漫过趴在一旁写作业的小女孩——那是童年的囡囡。画前驻足的人群中，有人轻轻吸气，有人掏出纸巾按压眼角，细碎的赞叹声像春日的柳絮，在空气里轻轻浮动。
“这幅作品的情感浓度太惊人了，每一笔都像带着温度。”西装革履的艺术评论家李教授扶了扶眼镜，转头看向画展的主角。
被众人簇拥着的囡囡转过身，米白色的亚麻连衣裙衬得她气质温婉，眼角的笑纹里都藏着谦和。她手里还握着刚签完名的画册，指尖沾着一点未干的墨渍——那是刚才为小粉丝题字时留下的。“李老师过奖了，这只是我记忆里最平常的一个夜晚。”她的声音轻柔却有力量，像画布上晕开的淡彩，“我父亲总说，画画和做人一样，心热了，笔墨自然就暖了。”
话音刚落，展厅入口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轮椅滚动声，囡囡眼睛一亮，立刻拨开人群迎了上去。“妈！您怎么来了？医生不是说让您在家好好休息吗？”她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帮母亲调整轮椅上的靠垫，指尖触到母亲微凉的手，连忙用自己的掌心裹住。
轮椅上的张桂兰头发已有些花白，却依旧精神矍铄，她拍了拍囡囡的手，目光扫过满墙的画作，眼眶瞬间红了。“我的囡囡出息了，这么大的画展，妈说什么也得来看看。”她转头看向推轮椅的护工，“你看那幅《麦浪》，多像咱们老家收麦子的时候，你爸当年就总在那样的太阳底下晒得黝黑。”
囡囡顺着母亲的目光看去，那幅《麦浪》占据了整整一面墙，金色的麦穗在风中翻滚，阳光透过麦芒洒下，形成一道道光柱。画的角落，一个穿着粗布褂子的男人正弯腰拾穗，背影挺拔而坚实。“这幅画就是照着爸当年的样子画的。”囡囡轻声说，“您还记得吗？有一年麦收，下大雨，爸为了抢收麦子，在地里淋了整整一夜，后来发烧了还不肯去医院，说省下的医药费能给我买新画笔。”
张桂兰抹了抹眼角，笑着叹气：“怎么不记得？那时候你才十岁，抱着画笔站在田埂上哭，说以后要画好多好多画，卖了钱让爸妈再也不用这么辛苦。”她握住囡囡的手，指腹摩挲着女儿掌心因常年握笔而生出的薄茧，“现在啊，你的愿望都实现了。”
周围的观众纷纷露出会心的笑容，李教授走上前，感慨道：“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囡囡老师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就是因为里面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这些不是技巧能堆砌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温度。”
囡囡腼腆地笑了笑，目光再次投向墙上的画作，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三十年前那个狭小却温暖的家。
那时候，她们家住在上海郊区的老弄堂里，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既是卧室，又是客厅，还是囡囡的“画室”。房间的角落里，支着一块捡来的旧木板，那是囡囡的画桌，上面摆满了她用攒下的零花钱买的画笔和颜料，还有一些捡来的废纸壳，背面都被她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弄堂口晒太阳的老人、巷子里追逐嬉闹的孩子、菜市场里吆喝的小贩，还有父亲张建国下班回家时疲惫却温暖的笑容。
张建国是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要到八九点才能回家。他文化不高，双手因常年操作机器而布满老茧，却有着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每次下班回来，不管多累，他都会先走到囡囡的“画桌”前，仔细端详女儿当天的“作品”。
“囡囡，你看你这幅画，把王阿婆的皱纹画得真像，就是眼神还差点意思。”有一次，张建国指着囡囡画的《弄堂晨光》，认真地说，“王阿婆虽然年纪大了，但眼睛里有光，那是看着咱们这些小辈长大的慈爱劲儿，你得把那个感觉画出来。”
年仅八岁的囡囡歪着脑袋，似懂非懂地问：“爸，什么是眼神里的光啊？我怎么画不出来？”
张建国拉过一把小凳子坐下，把女儿抱到腿上，指着窗外说：“你看那太阳，每天都出来，照亮咱们的弄堂，也照亮咱们的家。王阿婆的眼神就像太阳，暖烘烘的。画画不是照搬样子，是要把你心里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你喜欢王阿婆，因为她总给你糖吃，那你就把这份喜欢藏在画笔里，画出来的眼睛自然就有光了。”
囡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起画笔，重新在画纸上涂抹起来。这一次，她没有刻意去描王阿婆皱纹的形状，而是回忆着王阿婆给她糖时，眼角笑成月牙的样子，笔尖在纸上轻轻滑动，不知不觉间，画中的老人眼神真的变得柔和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口叫她的名字。
张建国看着女儿的画，欣慰地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支崭新的铅笔，笔杆光滑，还带着淡淡的木头香气。“今天厂里发了奖金，给你买了支新铅笔，好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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