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窗台时，总会先抚过那盆向日葵。花盘已经有些低垂，花瓣边缘泛着浅褐的纹路，像极了我布满皱纹的手掌。叶脉里还凝着凌晨的露水，被阳光晒得透亮，顺着叶片的弧度缓缓滚落，砸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囡囡举着蜡笔在速写本上涂涂画画，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混着林慧翻动稿纸的轻响，成了这间老房子最鲜活的晨曲。
老房子在上海的老弄堂深处，墙皮已经有些斑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石。院子里的葡萄架爬得老高，枝蔓顺着屋檐一直延伸到窗台，绿叶间挂着几串刚泛紫的葡萄，空气里都是清甜的果香。我坐在藤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那是我年轻时亲手打磨的，如今木头的纹理都被磨得温润，带着岁月的温度。
外公，你看这朵画得像不像？七岁的囡囡举着本子跑过来，羊角辫上的蝴蝶结晃悠悠的，沾了点明黄色的蜡笔印。她跑起来的时候，小皮鞋在石板路上敲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晨雾的宁静。画纸上的向日葵用明黄色涂满，颜色鲜亮得晃眼，花盘里的籽实点得密密麻麻，连花茎上的绒毛都用浅绿线条勾勒出来，透着孩童独有的认真。
我捏了捏她的脸蛋，指腹触到蜡笔的油彩，带着点温热的触感：像，比后院那盆还精神。囡囡得意地扬起下巴，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又补充道：还记得外公说的吗？这花最犟，不管风怎么吹，头都朝着太阳。就算下暴雨，花瓣被打蔫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准能重新抬起来。
囡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指着画纸上的向日葵：就像外公一样，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低头。妈妈昨天还说，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呢。她的声音奶声奶气的，却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漾起圈圈涟漪。
林慧端着牛奶走进来，白瓷杯在托盘上轻磕出声响，打断了我们的对话。爸，该喝牛奶了。她把托盘放在石桌上，白瓷杯里的牛奶冒着袅袅热气，在晨光中凝成细小的水珠。今天该写哪一段了？上次说到你在船厂当学徒，第一次见到魔方那部分。她把老花镜递到我手里，镜片擦得透亮，能清楚看见她鬓角新添的几缕白发，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戴上眼镜，镜架在鼻梁上压出的痕迹已经有些年头了。目光落在书桌角落的铁皮盒上，那是个军绿色的饼干盒，上面印着的为人民服务字样已经有些模糊，边角也被磨得卷了边。盒里垫着褪色的蓝布，那是我老伴生前的头巾，上面还留着淡淡的皂角香。布上放着两个魔方——一个是掉了三块贴纸的塑料魔方，颜色都快被磨成浅灰，边角也磕出了缺口；另一个是囡囡去年送我的实木魔方，边角打磨得光滑温润，上面的颜色是她亲手涂的，有些地方还涂出了边界。
阳光穿过纱窗，在魔方的色块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光影晃动间，恍惚就回到了1972年的上海。那年我十七岁，刚从老家来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当学徒，身上还带着一身的乡土气息，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常常被师傅和师兄弟笑话。
船厂的宿舍挤得很，八个人住一间小屋子，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机油和汗水的味道。我的铺位在最里面，靠着墙，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红灯记》海报，是前一个学徒留下的。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要起床洗漱，然后跑到厂区的空地上集合，跟着师傅练基本功。扳手、螺丝刀这些工具，刚拿在手里的时候沉甸甸的，练不了一会儿，手心就磨得通红，晚上躺在床上，胳膊又酸又胀，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师娘是个热心肠的上海女人，经常给我们带些家里做的点心。有一次，她给师傅送包子来，看到我正蹲在角落里啃干硬的馒头，就把我叫到家里，给我盛了一碗热乎的阳春面。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香气扑鼻，那是我来上海后吃得最暖的一顿饭。师娘一边给我添面，一边说：小顾啊，在外面不容易，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别自己扛着。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师傅家帮忙，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师傅也把我当成亲儿子一样，倾囊相授技艺。
第一次见到魔方，是在1972年的秋天。那天厂里来了一批外国专家，说是来指导技术的。其中有个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总是拿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在手里转来转去，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学徒就围着看，都觉得新鲜极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颜色还挺好看。大师兄挠着头，一脸好奇地问。那时候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黑白电视和军绿色的衣物，突然看到这么鲜艳的东西，都觉得很稀奇。
外国工程师大概是听懂了，笑着把魔方递了过来。我小心翼翼地接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六个面分别是红、黄、蓝、绿、白、橙六种颜色，排列得整整齐齐。这叫魔方，是一种智力玩具。他用生硬的中文解释道，然后手指一动，魔方就转了起来，原本整齐的颜色瞬间变得杂乱无章，接着又飞快地转动，没一会儿就恢复了原样。我们都看呆了，忍不住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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