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科学伦理与全球挑战”年度论坛的全会会场，穹顶高阔，气氛庄重。各国代表、诺奖得主、顶尖学者济济一堂，空气中弥漫着理性与克制的味道。但今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股潜藏的暗流。
会议进行到“新兴科技伦理框架”专题讨论时，按议程是一位OFSI联盟的英国哲学家做关于“开放科学与全球责任”的报告。然而，在他发言结束后，一位来自某个与OFSI关系密切小国的代表，突然举起手，要求临时发言。
主席出于礼貌同意了。这位代表拿起话筒，语气一开始还保持克制，但很快就转向了激昂：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代表！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伦理与责任，但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一项可能决定人类命运的前沿探索，却正在以极度不透明的方式进行！”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未列席的创新中心，“我们获悉，有机构可能已经接触到了地外智能的迹象，甚至在进行解读！请问，如此关乎全人类命运的事情，为何能被单一国家、单一机构所垄断？这难道不是对‘科学伦理’和‘全球责任’最大的讽刺吗？”
会场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骚动。许多代表面面相觑，有些知情者表情严肃，不知情者则露出震惊和疑惑。
这位代表继续发力，言辞愈发尖锐：“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可信的学术观点指出，这类涉及宏观量子效应及未知信息体的研究，可能存在我们尚未理解的巨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对意识层面的潜在影响！我们是否在盲目地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国际社会有权知道真相！有权进行监督！”
他最后强烈呼吁：“因此，我国代表团正式提议，教科文组织应紧急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别是包含安全与伦理专家的 ‘地外接触事务临时特别委员会’ ，并要求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机构，立即向该委员会报备其研究进展，并接受国际监督和指导！”
这就是周勉的“回声”计划——在最高规格的国际多边舞台上，利用程序和人脉，突然发难，将“地外信号”问题从一个科学议题，瞬间升级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国际政治介入的“安全与伦理危机”，试图用国际组织的“大义”名分，强行给创新中心套上枷锁。
会场内议论声变大，一些OFSI阵营的代表和学者开始附和，要求“透明”和“国际监管”的声音此起彼伏。主席努力维持着秩序，但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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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心并非毫无准备。程默和林姝早已预判周勉可能会在国际场合制造事端。中国代表团中，一位资深的科技外交官在得到授权后，沉稳地举起了手。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透过同声传译传入每个人耳中，“我注意到刚才代表发言中提及了一些未经证实、且极具煽动性的猜测。科学探索，尤其是面对未知的前沿探索，需要的是严谨、审慎，而非基于臆测的恐慌和污名化。”
他首先稳住了基调，然后话锋一转：“中方一贯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致力于推动科学的健康发展，并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关于某些前沿领域的研究，我们已在适当的范围内，与相关的国际科学权威机构和负责任的科学家进行了必要的、专业的沟通。我们相信，基于科学和信任的合作，才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正确途径。”
他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信号的存在，但“已在适当范围内进行专业沟通”这句模糊而有力的话，暗示了中方并非完全封闭，而是有选择地、与真正懂行的人在进行交流，这巧妙地反驳了“完全垄断”和“极度不透明”的指控。
“至于成立所谓的‘特别委员会’，”中国代表继续道，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在科学事实尚未厘清、甚至基本定义都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仓促启动政治性浓厚的国际监管机制，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滋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对抗，阻碍科学的正常发展。中方认为，当前阶段，应充分发挥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专业作用，在科学的轨道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这番回应，有理有据，有节有度。既没有落入对方“承认-接受监管”的陷阱，也没有强硬地完全拒绝国际讨论，而是将问题拉回到了“科学”和“专业”的范畴，强调了合作但反对政治化干预。
会场内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些原本中立的代表，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开始倾向于中方的立场——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化的国际监管机构来垄断如此重要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沃森博士和阿贝尔教授虽然未在现场，但他们的影响力在此刻间接显现。一些与他们交好、了解部分内情的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代表，在会下交流时，也开始倾向于相信创新中心的研究更具科学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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