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全球探索者网络”如同一张逐渐张开的知识蛛网，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智慧星光，汇聚到研究院这方小小的天地。访问学者们带来的思想激荡与国际研究基金收到的前沿提案，极大地丰富了研究院的认知维度，但也让林姝面临着一个新的、幸福的烦恼：如何从这汹涌而来的“思想洪流”中，筛选出最具潜力、且与研究院使命最契合的方向，进行更深入的投入？
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即便是得到了程默的鼎力支持，也无法支撑所有看似有前景的探索。研究院必须做出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对某些可能性的放弃，也必然伴随着内部外部的不同声音。
就在这时，一个来自“问题导向”国际研究基金的提案，引起了林姝和吴锋的极大关注。提案者是一位在北美独立研究所工作的年轻华裔女科学家，名叫苏茜。她的研究方向极为跨界的——量子生物学。她在提案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假设：某些生物体内的能量与信息传递过程，可能涉及到宏观尺度上的量子相干效应。而她进一步提出，如果能理解并模拟这种效应，或许能启发一种基于量子相干性的、非局域的信息处理新模式，其能效和速度可能远超现有任何经典或已知的量子计算模型。
这个想法，比吴锋的“高效漫游”更加超前，甚至挑战了当前量子计算的主流研究方向。评审专家们的意见两极分化。有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缺乏坚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也有人认为其视角独特，直指信息处理的物理本质，值得投入资源进行“高风险探索”。
吴锋在看到提案后，连续几天陷入一种奇特的沉默。他反复研读苏茜的论证，时而摇头，时而兴奋地在白板上写画。最终，他找到林姝，眼神中闪烁着一种混合着困惑与渴望的光芒。
“林院长，苏博士的这个想法……很疯狂。”吴锋深吸一口气，“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它可能触碰到了某个我们一直忽视的、更深层的东西。它和我正在思考的拓扑结构，以及那个老教授提到的‘生长’而非‘计算’的概念，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我说不清楚，但这感觉……很强烈。”
林姝看着吴锋，她知道，这是探索者的一种直觉，一种对知识前沿的敏锐嗅觉。这种直觉，往往比严密的逻辑推导更能指引突破的方向。
“风险很高。”林姝平静地陈述事实，“如果我们投入资源，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都看不到任何实质性进展，甚至可能证明此路完全不通。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内部那些期待‘更快见效’的声音。”
“我明白。”吴锋点头，“但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触碰这些最根本的问题，那研究院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林姝沉默了。她想起了研究院创立的初衷——质疑坐标系，绘制新地图。苏茜的提案，无疑是在尝试绘制一张位于现有所有地图之外的、更加激进的新地图。
经过与核心团队的反复讨论和激烈的思想交锋，林姝最终做出了决定：批准对苏茜提案的初期资助，并将其纳入研究院的“极端前沿探索计划”。这个计划独立于吴锋的主实验室，资源额度有限，但给予研究者最大的自由度和极长的耐心周期。同时，她邀请苏茜作为短期的线上访问学者，与吴锋团队建立直接的联系，促进两个看似迥异方向的思维碰撞。
这个决定，在研究院内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更务实的研究员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更聚焦于已有初步进展的方向（如数据中心的合作），而不是分散精力去支持一个“科幻”般的设想。
消息传出后，外部同样不乏质疑之声。某国际科技媒体发表评论，称寰宇研究院“正在从务实探索滑向科学幻想”，并暗示其管理层“可能被一些华而不实的理论所迷惑”。这篇报道被周勉等人敏锐地捕捉到，并在小范围内加以传播，试图再次营造研究院“不接地气”的舆论。
面对内外压力，林姝没有动摇。她在一次内部全体会议上，坦诚地对大家说：
“我知道这个决定有争议。但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研究院？是因为现有的路走得不够好吗？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更好的路。探索这些‘不同的路’，正是我们的使命。苏博士的方向，可能失败，但也可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值得我们去冒险，去投入。”
她环视众人，语气坚定：“我们要做的，不是追求每一分投入都必须立刻见到回报。我们要做的，是确保我们的探索，始终指向那些最根本、最有可能引发范式迁移的问题。即使 ninety-nine 条路都是死路，只要找到那一条活路，一切就都值得。”
她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团队的共识。而更深层次的变化，发生在研究院的日常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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