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的正月，本应是汴京城一年中最热闹、最富生机的时节。往年的此时，御街上早已是车水马龙，大小店铺张灯结彩，勾栏瓦舍人声鼎沸，上元灯会的筹备更是让全城沉浸在一种节日的喜悦与期待之中。然而，靖康元年的这个正月，笼罩在这座百万人口帝都上空的，却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与恐慌。
寒意刺骨，不仅来自凛冽的北风，更来自城外不远处那连营遍野的金军旌旗，以及随风隐约可辨的战马嘶鸣和号角声声。往日熙攘的街道如今行人寥寥，且个个面色仓惶，步履匆匆。市场大多关门歇业，偶尔有粮店开门，门前立刻排起长龙，伴随着抢购的喧嚣和物价飞涨的惊呼。一种末世来临的预感，如同瘟疫般在街巷间蔓延。皇宫大内，更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和压抑所笼罩。
战争的阴影，从未如此真切地迫近这座帝国的中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巨大的失败需要有人承担时，昔日的权宦童贯，便成了众矢之的。
宣德楼前，百官齐聚，气氛肃杀。这不是常朝，而是一场特殊的“御前听勘”。新即位的皇帝赵桓（钦宗）端坐于龙椅之上，脸色苍白，眉头紧锁，年仅二十五岁的他，眉宇间却已刻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重与焦虑。他的目光扫过丹陛下垂首肃立的文武百官，最后落在了殿中那个跪伏于地、早已失去往日威风的身影上——正是刚从北方狼狈逃回不久的大宦官、原河北河东宣抚使童贯。
童贯此刻衣衫不整，发髻歪斜，往日红润肥硕的面庞如今蜡黄浮肿，一双曾经善于察言观色、翻云覆雨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乞怜。他深知，自己已成为这场滔天巨祸的替罪羊。从燕京溃逃到黄河失守，一路上的败绩，无论是否全由他负责，此刻都已算到了他的头上。朝野上下，从太学生到普通百姓，无不唾骂其误国。就连他昔日倚为靠山的道君皇帝（徽宗），如今也自身难保，急于撇清关系。
“罪臣童贯，”钦宗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更多的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冷峻，“尔受先帝及朕厚恩，委以北方重任，总督大军。然尔丧师失地，畏敌如虎，弃守燕云，致使金虏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社稷危如累卵！尔可知罪？”
童贯涕泪交加，以头抢地：“陛下！老奴有罪！老奴万死！然金虏势大，非人力可抗……老奴亦曾奋力周旋，奈何……奈何……”他试图辩解，将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将士不用命，甚至暗指朝廷支援不力。
然而，此刻无人会再听他的辩解。御史言官们纷纷出列，历数其罪状：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克扣军饷、贻误战机、临阵脱逃……桩桩件件，言之凿凿。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人头来祭旗，需要一场献祭来暂时平息民愤、凝聚那早已涣散的军心民心。
钦宗看着脚下这个曾权倾一时、如今却摇尾乞怜的老宦官，心中百感交集。有厌恶，有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决断。他需要向天下人表明，新朝有新气象，罪魁祸首必将严惩不贷！
“够了！”钦宗猛地一拍龙案，打断了童贯的哭诉和朝臣的攻讦，“童贯误国，罪证确凿，天地不容！传朕旨意：削去一切官爵，抄没家产，即刻押赴汴河市曹，斩首示众！其首级，传视诸军，以儆效尤！”
旨意一下，童贯顿时瘫软在地，面如死灰，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如狼似虎的殿前卫士上前，剥去其官服，套上囚枷，拖拽而出。
不久，在汴河畔人烟稠密的市曹，曾经位极人臣的童贯，在万千市民的唾骂和围观下，身首异处。他的头颅被高悬在旗杆上，警示着所有人。这场迅速而残酷的处决，暂时宣泄了部分民怨，也让惊惶的汴京军民看到，新皇帝似乎有振作的决心。然而，一颗人头，真的能抵挡住城外数十万虎狼之师吗？
就在童贯伏法的同时，一场更为隐秘、也更为深刻的权力交接，在皇宫深处进行着。
龙德宫内，气氛异常微妙。已是太上皇的赵佶（徽宗），虽已褪下龙袍，但眉宇间的艺术家的敏感与帝王被迫退位的落寞交织在一起。他召来了儿子，新皇帝钦宗赵桓。
宫殿内香气氤氲，却驱不散那股无形的沉重。赵佶看着眼前这个被迫扛起江山重担的儿子，眼神复杂。有愧疚，有担忧，或许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桓儿，”赵佶的声音带着疲惫，“如今国事艰难，外寇压境，皆是……皆是朕往日昏聩所致。”他拿出早已拟好的“罪己诏”，言辞恳切（至少表面如此），将朝廷积弊、军备废弛、用人不当等责任揽于自身，祈求上天原谅，并为民受难（意指退位）。
这番表演，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一种精明的政治算计。通过主动认错、禅位，赵佶成功地将亡国的直接责任从自己身上剥离，将烂摊子甩给了儿子。他退居幕后，名为“太上皇”，实则为自己在可能的灾难性后果中预留了退路。如若都城不保，他或许还能以“已退位”的身份，寻求某种程度的转圜或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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