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春天来得晚,三月的早晨,空气中还带着凛冽的寒意。陆文婷裹紧大衣,站在东柏林一家机床厂的大门外,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她抬头看着厂门上锈迹斑斑的德文招牌——“人民机床厂”,心里五味杂陈。
这家工厂建于1950年代,是东德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企业,曾经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精密机床。但随着两德统一,西德资本的涌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家工厂已经陷入了半停产状态。高大的厂房外墙斑驳,有些窗户玻璃已经破碎,用木板临时封着。厂区里静悄悄的,听不到熟悉的机床轰鸣声,只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叫唤,声音嘶哑。
“这里的情况不太好。”带队的德国翻译汉斯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会说流利的中文,曾经在中国留学过。他搓着手,朝掌心呵着热气,“工厂去年就减产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剩下的工人每周只上三天班,工资也只能发百分之七十。”
考察团的其他成员陆续从大巴车上下来,站在厂门口,打量着这座曾经辉煌的工厂。江南机床厂的老王叹了口气:“这么大的厂子,说不行就不行了。”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汉斯耸耸肩,“西边有更好的技术,更便宜的价格,更快的交货期。东边的工厂,设备老了,技术旧了,管理也僵化,竞争不过,自然就倒闭了。”
陆文婷没有说话。她拿起父亲留下的莱卡相机,对着厂房大门拍了一张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空气里格外清晰。透过取景器,她看到的不只是一座衰败的工厂,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模式的终结。东德的计划经济,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曾经多么强大,多么令人向往。但现在,就像这座工厂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被拆解,被重组,被遗忘。
“我们进去吧。”李处长整理了一下大衣领子,表情严肃,“多看,多问,多记。东德的工厂虽然不如西德先进,但他们的技术体系和我们更接近,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厂门缓缓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迎了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徽章,是东德时期的劳动奖章。他自我介绍叫汉斯·施密特,是这家工厂的技术总工,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八年。
“欢迎中国同志。”老施密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德语口调,但能听懂。他伸出手,和李处长握了握,然后又和考察团的每个人握手。握手的时候,他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留下的痕迹。
“我父亲五十年代去过中国,在沈阳援建过。”老施密特一边带着大家往车间走,一边说,“他常说起中国,说中国的工人很聪明,很能吃苦。他说,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陆文婷心里一动。她父亲也曾经说起过,五十年代,很多德国专家来中国援建,带来了技术,也带来了友谊。现在,轮到中国人来德国学习了。三十年,一个轮回。
车间很大,很空旷。大部分机床都停了,盖着防尘布,像一具具巨大的尸体。只有角落里几台机床还在运转,发出沉闷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孤单。几个工人在机床旁忙碌着,看到有人进来,抬起头看了一眼,眼神里没有什么光彩,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这是我们最好的铣床,东德自产的,六十年代的产品。”老施密特走到一台还在运转的机床旁,拍了拍机床的外壳,发出沉闷的响声,“精度不错,但速度太慢,耗电量大,噪音也大。西边的数控机床,比它快三倍,精度高一倍,还省电。”
陆文婷走近了看。这台铣床确实很老了,控制面板上是一排排旋钮和按钮,没有显示屏,没有数控系统,完全是手动操作。工人在旁边,一手摇着手轮,一手扶着操纵杆,眼睛紧紧盯着加工件,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这种工作方式,她在国内的工厂里也见过,甚至更落后。但看到德国人还在用这种方式,她心里反而踏实了些。原来,发达国家也有落后的地方,也有需要追赶的地方。
“能看看图纸吗?”陆文婷问。
老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从旁边的工作台上拿起一摞图纸。图纸很大,是那种老式的蓝图纸,已经有些发黄,边角卷曲。上面是德文标注,密密麻麻,线条工整,标注清晰。陆文婷虽然德文不算很好,但工程图纸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她能看懂七八成。
这台铣床的设计很扎实,用料很足,结构很合理,但确实老了。传动系统是纯机械的,没有伺服电机,没有滚珠丝杠,没有光栅尺。定位靠的是丝杠和刻度盘,精度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和手感。这种设计,在五十年代是先进的,但在九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我们想改造它,加装数控系统。”老施密特说,语气里有些无奈,“但没有钱。西边的公司说要收购我们,出价很低,只想要这块地皮,不要设备,不要工人。我们不同意,但他们说,不同意也没用,迟早的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