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春天来得晚，三月的早晨，空气中还带着凛冽的寒意。陆文婷裹紧大衣，站在东柏林一家机床厂的大门外，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她抬头看着厂门上锈迹斑斑的德文招牌——“人民机床厂”，心里五味杂陈。
这家工厂建于1950年代，是东德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企业，曾经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精密机床。但随着两德统一，西德资本的涌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家工厂已经陷入了半停产状态。高大的厂房外墙斑驳，有些窗户玻璃已经破碎，用木板临时封着。厂区里静悄悄的，听不到熟悉的机床轰鸣声，只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叫唤，声音嘶哑。
“这里的情况不太好。”带队的德国翻译汉斯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会说流利的中文，曾经在中国留学过。他搓着手，朝掌心呵着热气，“工厂去年就减产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剩下的工人每周只上三天班，工资也只能发百分之七十。”
考察团的其他成员陆续从大巴车上下来，站在厂门口，打量着这座曾经辉煌的工厂。江南机床厂的老王叹了口气：“这么大的厂子，说不行就不行了。”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汉斯耸耸肩，“西边有更好的技术，更便宜的价格，更快的交货期。东边的工厂，设备老了，技术旧了，管理也僵化，竞争不过，自然就倒闭了。”
陆文婷没有说话。她拿起父亲留下的莱卡相机，对着厂房大门拍了一张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空气里格外清晰。透过取景器，她看到的不只是一座衰败的工厂，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模式的终结。东德的计划经济，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曾经多么强大，多么令人向往。但现在，就像这座工厂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被拆解，被重组，被遗忘。
“我们进去吧。”李处长整理了一下大衣领子，表情严肃，“多看，多问，多记。东德的工厂虽然不如西德先进，但他们的技术体系和我们更接近，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厂门缓缓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迎了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徽章，是东德时期的劳动奖章。他自我介绍叫汉斯·施密特，是这家工厂的技术总工，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八年。
“欢迎中国同志。”老施密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德语口调，但能听懂。他伸出手，和李处长握了握，然后又和考察团的每个人握手。握手的时候，他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留下的痕迹。
“我父亲五十年代去过中国，在沈阳援建过。”老施密特一边带着大家往车间走，一边说，“他常说起中国，说中国的工人很聪明，很能吃苦。他说，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陆文婷心里一动。她父亲也曾经说起过，五十年代，很多德国专家来中国援建，带来了技术，也带来了友谊。现在，轮到中国人来德国学习了。三十年，一个轮回。
车间很大，很空旷。大部分机床都停了，盖着防尘布，像一具具巨大的尸体。只有角落里几台机床还在运转，发出沉闷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孤单。几个工人在机床旁忙碌着，看到有人进来，抬起头看了一眼，眼神里没有什么光彩，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这是我们最好的铣床，东德自产的，六十年代的产品。”老施密特走到一台还在运转的机床旁，拍了拍机床的外壳，发出沉闷的响声，“精度不错，但速度太慢，耗电量大，噪音也大。西边的数控机床，比它快三倍，精度高一倍，还省电。”
陆文婷走近了看。这台铣床确实很老了，控制面板上是一排排旋钮和按钮，没有显示屏，没有数控系统，完全是手动操作。工人在旁边，一手摇着手轮，一手扶着操纵杆，眼睛紧紧盯着加工件，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这种工作方式，她在国内的工厂里也见过，甚至更落后。但看到德国人还在用这种方式，她心里反而踏实了些。原来，发达国家也有落后的地方，也有需要追赶的地方。
“能看看图纸吗？”陆文婷问。
老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从旁边的工作台上拿起一摞图纸。图纸很大，是那种老式的蓝图纸，已经有些发黄，边角卷曲。上面是德文标注，密密麻麻，线条工整，标注清晰。陆文婷虽然德文不算很好，但工程图纸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她能看懂七八成。
这台铣床的设计很扎实，用料很足，结构很合理，但确实老了。传动系统是纯机械的，没有伺服电机，没有滚珠丝杠，没有光栅尺。定位靠的是丝杠和刻度盘，精度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和手感。这种设计，在五十年代是先进的，但在九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我们想改造它，加装数控系统。”老施密特说，语气里有些无奈，“但没有钱。西边的公司说要收购我们，出价很低，只想要这块地皮，不要设备，不要工人。我们不同意，但他们说，不同意也没用，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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