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东北长春,空气里已有了凛冽的意味。清晨六点半,天还没全亮,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医院的院子里,几盏路灯在薄雾中发出昏黄的光。
沈雪梅推着那辆用了八年的永久牌自行车走进车棚,车把手上挂着的铝制饭盒随着她的脚步叮当作响。这饭盒是齐铁军当年在部队时用的,后来送给了她,如今盒身已被磕碰出无数细小的凹痕,但依然锃亮。盒盖上用红漆描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字迹已有些斑驳。
“沈主任,这么早?”看门的老张头从传达室探出头来,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热气腾腾。
“张师傅早。今天市卫生局可能要来检查,得提前准备准备。”沈雪梅停好车,从帆布包里掏出钥匙串,上面挂着大大小小十几把钥匙,有办公室的,有治疗室的,有仓库的,还有几把是她帮着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保管的家门钥匙。
“您这康复科,可是咱们厂医院的招牌了。”老张头笑道,“上周我老伴从您那儿做完理疗,腿脚利索多了,昨儿个还自己去菜市场买了条鱼。”
“能帮上忙就好。”沈雪梅笑了笑,提着饭盒往住院部大楼走去。
康复科在三楼,占了半层楼。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两间堆满杂物的库房。是沈雪梅带着几个年轻护士,一锹一镐清理出来,又求爷爷告奶奶地从总务科要了些旧桌椅,从报废的医疗器械里淘换出还能用的零件,拼拼凑凑,才有了现在这个有模有样的康复中心。
三十张病床几乎全满,大多是中风后遗症、骨折术后、工伤康复的病人。晨光透过蒙着薄尘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淡绿色的墙裙上,落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落在那些正在做晨间活动的病人身上。
“沈大夫早。”靠窗的病床上,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用还能动的右手,一点点地往身上套毛衣。他是冲压车间的老工人,三个月前工作时被掉落的模具砸伤了脊柱,下肢瘫痪。刚送来时,整天躺着不动弹,眼珠子直勾勾盯着天花板,谁跟他说话都不理。
“老李,今天气色不错。”沈雪梅走过去,很自然地帮他理了理毛衣领子,“昨儿个晚饭吃了多少?”
“一碗粥,半个馒头。”老李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比之前有生气多了,“护士小张非让我再吃个鸡蛋,我没要,噎得慌。”
“鸡蛋有营养,得吃。今天午饭我让食堂给你蒸个鸡蛋羹,好消化。”沈雪梅说着,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了一笔。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哪个病人该复查了,哪个病人该调整治疗方案了,哪个病人家属该来谈话了。
“沈大夫,我……”老李欲言又止。
“怎么了?有话就说。”
“我这样,还能回车间吗?”老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沈雪梅很熟悉的光——那是希望,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沈雪梅没有马上回答。她拉过床边的方凳坐下,仔细看了看老李的病历,又检查了他腿部的肌肉状况,才开口:“老李,咱不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配合治疗,把身体养好。能不能回车间,得看恢复情况,也得看厂里的安排。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只要你努力,生活自理肯定没问题。将来就是不能回冲压车间,厂里还有别的岗位,保管室、传达室,总能有个去处。”
老李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但眼睛里的光亮了些。
“好了,别多想。一会儿治疗师来了,好好做训练。我昨天看见你能自己摇轮椅去厕所了,进步很大。”沈雪梅拍拍他的肩膀,站起身。
走出病房时,她听见老李在身后小声说:“谢谢您,沈大夫。”
走廊里,几个能走动的病人正在护士的搀扶下慢慢活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扶着墙边的栏杆,一步一步往前挪,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沈雪梅走过去,自然地挽住她的胳膊:“王阿姨,慢点,不着急。来,跟着我的步子,一、二、一、二……”
这就是她的工作,日复一日,琐碎,平凡,但沈雪梅知道,每一个细微的进步,对那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意味着天大的事。
“沈主任,周院长让您去一趟他办公室。”护士小张从治疗室探出头来。
“好,我马上去。”
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门虚掩着。沈雪梅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周院长的声音:“进来。”
周院长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伏在办公桌上写什么。见是沈雪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雪梅来了,坐。”
沈雪梅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整齐。墙上挂着一面锦旗,是去年一个康复出院的病人送的,红底黄字写着“医者仁心”。
“市卫生局的检查,推迟到下周了。”周院长开门见山,“不过有件事,我得先跟你通个气。”
沈雪梅心里一紧,面上还保持着平静:“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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