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东北长春，空气里已有了凛冽的意味。清晨六点半，天还没全亮，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医院的院子里，几盏路灯在薄雾中发出昏黄的光。
沈雪梅推着那辆用了八年的永久牌自行车走进车棚，车把手上挂着的铝制饭盒随着她的脚步叮当作响。这饭盒是齐铁军当年在部队时用的，后来送给了她，如今盒身已被磕碰出无数细小的凹痕，但依然锃亮。盒盖上用红漆描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字迹已有些斑驳。
“沈主任，这么早？”看门的老张头从传达室探出头来，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热气腾腾。
“张师傅早。今天市卫生局可能要来检查，得提前准备准备。”沈雪梅停好车，从帆布包里掏出钥匙串，上面挂着大大小小十几把钥匙，有办公室的，有治疗室的，有仓库的，还有几把是她帮着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保管的家门钥匙。
“您这康复科，可是咱们厂医院的招牌了。”老张头笑道，“上周我老伴从您那儿做完理疗，腿脚利索多了，昨儿个还自己去菜市场买了条鱼。”
“能帮上忙就好。”沈雪梅笑了笑，提着饭盒往住院部大楼走去。
康复科在三楼，占了半层楼。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两间堆满杂物的库房。是沈雪梅带着几个年轻护士，一锹一镐清理出来，又求爷爷告奶奶地从总务科要了些旧桌椅，从报废的医疗器械里淘换出还能用的零件，拼拼凑凑，才有了现在这个有模有样的康复中心。
三十张病床几乎全满，大多是中风后遗症、骨折术后、工伤康复的病人。晨光透过蒙着薄尘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淡绿色的墙裙上，落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落在那些正在做晨间活动的病人身上。
“沈大夫早。”靠窗的病床上，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用还能动的右手，一点点地往身上套毛衣。他是冲压车间的老工人，三个月前工作时被掉落的模具砸伤了脊柱，下肢瘫痪。刚送来时，整天躺着不动弹，眼珠子直勾勾盯着天花板，谁跟他说话都不理。
“老李，今天气色不错。”沈雪梅走过去，很自然地帮他理了理毛衣领子，“昨儿个晚饭吃了多少？”
“一碗粥，半个馒头。”老李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比之前有生气多了，“护士小张非让我再吃个鸡蛋，我没要，噎得慌。”
“鸡蛋有营养，得吃。今天午饭我让食堂给你蒸个鸡蛋羹，好消化。”沈雪梅说着，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了一笔。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哪个病人该复查了，哪个病人该调整治疗方案了，哪个病人家属该来谈话了。
“沈大夫，我……”老李欲言又止。
“怎么了？有话就说。”
“我这样，还能回车间吗？”老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沈雪梅很熟悉的光——那是希望，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沈雪梅没有马上回答。她拉过床边的方凳坐下，仔细看了看老李的病历，又检查了他腿部的肌肉状况，才开口：“老李，咱不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配合治疗，把身体养好。能不能回车间，得看恢复情况，也得看厂里的安排。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只要你努力，生活自理肯定没问题。将来就是不能回冲压车间，厂里还有别的岗位，保管室、传达室，总能有个去处。”
老李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但眼睛里的光亮了些。
“好了，别多想。一会儿治疗师来了，好好做训练。我昨天看见你能自己摇轮椅去厕所了，进步很大。”沈雪梅拍拍他的肩膀，站起身。
走出病房时，她听见老李在身后小声说：“谢谢您，沈大夫。”
走廊里，几个能走动的病人正在护士的搀扶下慢慢活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扶着墙边的栏杆，一步一步往前挪，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沈雪梅走过去，自然地挽住她的胳膊：“王阿姨，慢点，不着急。来，跟着我的步子，一、二、一、二……”
这就是她的工作，日复一日，琐碎，平凡，但沈雪梅知道，每一个细微的进步，对那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意味着天大的事。
“沈主任，周院长让您去一趟他办公室。”护士小张从治疗室探出头来。
“好，我马上去。”
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门虚掩着。沈雪梅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周院长的声音：“进来。”
周院长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伏在办公桌上写什么。见是沈雪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雪梅来了，坐。”
沈雪梅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整齐。墙上挂着一面锦旗，是去年一个康复出院的病人送的，红底黄字写着“医者仁心”。
“市卫生局的检查，推迟到下周了。”周院长开门见山，“不过有件事，我得先跟你通个气。”
沈雪梅心里一紧，面上还保持着平静：“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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