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片，”刘天华看着桌上的扣留通知书，“价值五十万港币。货压在海关，每天还有仓储费。客户那边催得紧，违约要赔款。日本人这一手，是要我们的命。”
会议室里坐着五六个人，都是公司的高管和骨干工程师。没人说话，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吴工，”刘天华看向总工程师老吴，“绕开专利的方案，有眉目了吗？”
老吴摇头：“难。日本人在这个领域布局太密了，核心专利就有十几项，外围专利上百项。要完全绕开，除非从头开始，设计全新的工艺流程。那至少需要一年，投入不会少于三百万。”
“三百万，”刘天华苦笑，“咱们全部家当也就这么多。”
“还有一个办法，”负责市场的副总说，“找日本人谈，交专利费。一台光刻机，一年专利费大概三十万美金，咱们用得起。虽然成本上去了，但至少能活下去。”
“然后呢？”刘天华看着他，“每年交三十万美金，永远给日本人打工？咱们做芯片，是为了赚钱，但也不只是为了赚钱。”
他知道这话有点虚。公司二十几号人等着发工资，厂房租金每个月要交，银行贷款要还。活下去，是当前最现实的问题。
“刘总，”一直没说话的年轻工程师小王开口了，“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
“日本人告咱们侵权，告的是制造工艺。但芯片这东西，最终要看性能。如果咱们能在性能上超过他们，哪怕工艺类似，客户也会买单。因为客户要的是芯片，不是工艺。”
“怎么超？”
“优化设计。”小王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画起来，“日本人的芯片，驱动电压是5伏，咱们可以设计成3.3伏，更省电。日本人的响应时间是20毫秒，咱们可以做到15毫秒，更流畅。日本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到70度，咱们可以做到零下20到85度，更宽。只要性能指标上去了，哪怕工艺相似，也是不同的产品。”
刘天华眼睛亮了：“技术上能做到吗？”
“能，”小王很肯定，“但需要重新设计电路，重新制版，重新流片。时间和钱，都需要。”
“多长时间？多少钱？”
“设计，两个月。制版，一个月。流片，三个月。最快也要半年。钱嘛，”小王算了算，“设计费二十万，制版费三十万，流片费五十万，加起来一百万。”
又是一百万。
刘天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想起十年前，在东北的工厂里，和齐铁军一起拆那台东德机床。那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双手，一股劲。现在，他有了公司，有了团队，有了设备，却觉得比那时候更难。
“做。”他睁开眼，“小王，你负责设计。吴工，你配合他，保证工艺可行。钱的事，我想办法。”
“刘总，这一百万……”
“我去借。”刘天华站起来，“厂房抵押给银行，应该能贷出一些。剩下的，我去找投资人。深圳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敢冒险的钱。”
“可如果失败了……”
“失败了，公司关门，我刘天华从头再来。”刘天华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但如果不试，咱们就只能给日本人交专利费，永远当小弟。你们愿意吗？”
没人说话，但眼神已经给出了答案。
散会后，刘天华一个人站在窗前。楼下是深圳繁华的街道，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创造奇迹，但奇迹背后，是无数人赌上一切的努力。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很久，才接通。
“铁军，是我，天华。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赵红英的“采购联盟”进展得并不顺利。
三家配件厂，加上她的向阳农机厂，四家企业联合采购，理论上应该有议价优势。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一大堆。
首先是质量标准不统一。赵红英要求所有采购的原材料，都要有合格证，要抽检，要留样。但其他三家觉得麻烦。老周说得直白：“赵厂长，咱们小厂，能买到料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供应商不卖给你怎么办？”
“那就换供应商。”赵红英坚持，“质量不行，做出来的产品就不行。产品不行，客户就不要。客户不要，厂子就得关门。这个道理，不懂吗？”
“懂，可……”
“没有可是。”赵红英打断他，“这次卡尺的事，教训还不够吗？咱们统一买的卡尺，全是次品。为什么？因为供应商知道咱们不懂，好糊弄。现在咱们联合采购，就是要告诉他们，咱们懂，咱们不好糊弄。”
老周不说话了，但脸色不好看。
其次是付款方式。赵红英要求货到付款，或者月结，以降低资金压力。但供应商要求预付，至少付三成。谈了几家，谈不拢。
“人家大厂采购，都是预付。咱们小厂，信用不够，人家不放心。”另一家配件厂的老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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