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英是半夜接到电话的。
“赵厂长,出事了!”电话那头是老张,声音急得变了调,“咱们供的那批发动机支架,全被退货了!”
“什么?”赵红英一下子坐起来,“怎么回事?”
“长春那边说,尺寸超差,装不上去。三家配件厂,全退了!”
赵红英头皮一炸。三家配件厂,是她这次在长春学习的“徒弟”,都采用了她的“关键点控制法”。这才一个月,怎么就出这么大的问题?
“原因查清了吗?”
“初步看,是卡尺的问题。”老张说,“咱们统一买的卡尺,精度不够。工人量着合格,实际上超差了。长春那边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卡尺,一量就露馅了。”
赵红英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窜到头顶。卡尺,最基础的量具,她千算万算,没算到卡尺会出问题。
“我马上过去。”她挂了电话,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三点。
从长春到那三家配件厂所在的县城,五百公里。赵红英叫上司机,连夜出发。天还没亮,车就上了国道。路况不好,坑坑洼洼,车颠得厉害。赵红英睡不着,脑子里飞快地转。
卡尺是统一采购的,从省城的量具店买的,说是国营厂出的,精度0.02毫米,符合国标。但德国卡尺的精度是0.01毫米,差了一倍。这一倍的差距,在发动机装配上,就是装得上和装不上的区别。
更深层的问题是,她的“关键点控制法”建立在测量准确的基础上。如果量具不准,那所有的记录、所有的控制,都是假的。工人们再认真,也是白费劲。
天亮了,车还在国道上颠簸。赵红英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也灰蒙蒙的。
到第一家配件厂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厂长老周蹲在厂门口抽烟,脚下一地的烟头。
“赵厂长,”老周站起来,眼睛通红,“我对不起你。你教的办法,我没用好。”
“别说这个,”赵红英摆摆手,“先看货。”
仓库里,堆着上百个发动机支架。赵红英拿起一个,用自己带来的德国卡尺量。孔距,标准是200毫米正负0.1毫米。她量的结果是200.15毫米,超差了0.05毫米。用厂里的卡尺量,正好是200.0毫米。
“你看,”老周苦笑,“咱们的卡尺,把超差的量成合格的。德国人的卡尺,一量一个准。”
“卡尺谁买的?”
“我亲自去省城买的,国营店,有发票。”老周拿出发票,“说是正规厂出的,精度达标。”
赵红英接过发票看。厂家是“哈尔滨量具厂”,老牌国营厂。按理说,不该出这种问题。
“剩下的卡尺呢?”
“在车间,工人们用着呢。”
赵红英到车间,把所有卡尺收上来,一共二十把。她用德国卡尺作基准,一一比对。结果让人心凉:二十把卡尺,没有一把是准的。误差最小的0.03毫米,最大的0.08毫米。平均误差0.05毫米。
0.05毫米,比头发丝还细,但在精密装配上,就是天堑。
“咱们被骗了,”老周咬牙,“肯定是假货,或者次品。”
“先别下结论,”赵红英说,“你把卡尺装箱,我带回长春,找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果是假货,咱们找厂家,找工商。如果是次品,咱们要求退货。”
“那这批货怎么办?”
“全部返工。”赵红英说,“用德国卡尺重新量,超差的,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报废。损失,咱们三家一起扛。”
“一起扛?”老周瞪大眼,“赵厂长,这可不是小数目。一家损失就几万块,三家加起来十几万。咱们小厂,扛不起啊。”
“扛不起也得扛,”赵红英看着他,“信誉比钱重要。咱们这次把货退了,把问题解决了,长春那边还会给咱们订单。要是推诿扯皮,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
老周沉默了。他蹲下来,又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
“行,听你的。但赵厂长,你得帮我们想想办法。这次是卡尺,下次万一是别的呢?咱们这些小厂,买不起德国设备,请不起德国专家,怎么跟大厂比质量?”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赵红英也在想这个问题。她的“关键点控制法”是个好办法,但需要基础支撑。准确的量具,合格的工装,规范的工艺,这些都得有钱。小厂最缺的,就是钱。
“我想想办法,”赵红英说,“你们先返工,我回长春。一个星期内,我给你答复。”
沈雪梅的医保改革,遇到了第一起医疗事故。
病人是个老钳工,姓陈,在车间干了三十年,有高血压。那天上夜班,突然头晕,被工友送到厂医院。值班医生检查后,开了降压药,让他回家休息。陈师傅回到家,夜里突发脑溢血,送市医院抢救,人没了。
家属不干了。他们认为,厂医院误诊,延误了治疗,要医院负责,要厂里负责。更关键的是,陈师傅的医疗费用,按新政策,家属要承担10%。人没了,还要自己掏钱,家属情绪激动,在医院门口拉起了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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