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英是半夜接到电话的。
“赵厂长，出事了！”电话那头是老张，声音急得变了调，“咱们供的那批发动机支架，全被退货了！”
“什么？”赵红英一下子坐起来，“怎么回事？”
“长春那边说，尺寸超差，装不上去。三家配件厂，全退了！”
赵红英头皮一炸。三家配件厂，是她这次在长春学习的“徒弟”，都采用了她的“关键点控制法”。这才一个月，怎么就出这么大的问题？
“原因查清了吗？”
“初步看，是卡尺的问题。”老张说，“咱们统一买的卡尺，精度不够。工人量着合格，实际上超差了。长春那边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卡尺，一量就露馅了。”
赵红英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窜到头顶。卡尺，最基础的量具，她千算万算，没算到卡尺会出问题。
“我马上过去。”她挂了电话，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三点。
从长春到那三家配件厂所在的县城，五百公里。赵红英叫上司机，连夜出发。天还没亮，车就上了国道。路况不好，坑坑洼洼，车颠得厉害。赵红英睡不着，脑子里飞快地转。
卡尺是统一采购的，从省城的量具店买的，说是国营厂出的，精度0.02毫米，符合国标。但德国卡尺的精度是0.01毫米，差了一倍。这一倍的差距，在发动机装配上，就是装得上和装不上的区别。
更深层的问题是，她的“关键点控制法”建立在测量准确的基础上。如果量具不准，那所有的记录、所有的控制，都是假的。工人们再认真，也是白费劲。
天亮了，车还在国道上颠簸。赵红英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也灰蒙蒙的。
到第一家配件厂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厂长老周蹲在厂门口抽烟，脚下一地的烟头。
“赵厂长，”老周站起来，眼睛通红，“我对不起你。你教的办法，我没用好。”
“别说这个，”赵红英摆摆手，“先看货。”
仓库里，堆着上百个发动机支架。赵红英拿起一个，用自己带来的德国卡尺量。孔距，标准是200毫米正负0.1毫米。她量的结果是200.15毫米，超差了0.05毫米。用厂里的卡尺量，正好是200.0毫米。
“你看，”老周苦笑，“咱们的卡尺，把超差的量成合格的。德国人的卡尺，一量一个准。”
“卡尺谁买的？”
“我亲自去省城买的，国营店，有发票。”老周拿出发票，“说是正规厂出的，精度达标。”
赵红英接过发票看。厂家是“哈尔滨量具厂”，老牌国营厂。按理说，不该出这种问题。
“剩下的卡尺呢？”
“在车间，工人们用着呢。”
赵红英到车间，把所有卡尺收上来，一共二十把。她用德国卡尺作基准，一一比对。结果让人心凉：二十把卡尺，没有一把是准的。误差最小的0.03毫米，最大的0.08毫米。平均误差0.05毫米。
0.05毫米，比头发丝还细，但在精密装配上，就是天堑。
“咱们被骗了，”老周咬牙，“肯定是假货，或者次品。”
“先别下结论，”赵红英说，“你把卡尺装箱，我带回长春，找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果是假货，咱们找厂家，找工商。如果是次品，咱们要求退货。”
“那这批货怎么办？”
“全部返工。”赵红英说，“用德国卡尺重新量，超差的，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报废。损失，咱们三家一起扛。”
“一起扛？”老周瞪大眼，“赵厂长，这可不是小数目。一家损失就几万块，三家加起来十几万。咱们小厂，扛不起啊。”
“扛不起也得扛，”赵红英看着他，“信誉比钱重要。咱们这次把货退了，把问题解决了，长春那边还会给咱们订单。要是推诿扯皮，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
老周沉默了。他蹲下来，又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
“行，听你的。但赵厂长，你得帮我们想想办法。这次是卡尺，下次万一是别的呢？咱们这些小厂，买不起德国设备，请不起德国专家，怎么跟大厂比质量？”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赵红英也在想这个问题。她的“关键点控制法”是个好办法，但需要基础支撑。准确的量具，合格的工装，规范的工艺，这些都得有钱。小厂最缺的，就是钱。
“我想想办法，”赵红英说，“你们先返工，我回长春。一个星期内，我给你答复。”
沈雪梅的医保改革，遇到了第一起医疗事故。
病人是个老钳工，姓陈，在车间干了三十年，有高血压。那天上夜班，突然头晕，被工友送到厂医院。值班医生检查后，开了降压药，让他回家休息。陈师傅回到家，夜里突发脑溢血，送市医院抢救，人没了。
家属不干了。他们认为，厂医院误诊，延误了治疗，要医院负责，要厂里负责。更关键的是，陈师傅的医疗费用，按新政策，家属要承担10%。人没了，还要自己掏钱，家属情绪激动，在医院门口拉起了横幅。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