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瀚被破格提拔为“改革开放前沿问题研究小组”组长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计委综合司，并迅速向其他司局扩散。这在一个论资排辈观念根深蒂固的庞大机关里，无疑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reactions 各异。与林瀚交好或本就欣赏他才华的年轻同事，如赵建国等人，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语气中带着真诚的钦佩。而一些资历较老、但晋升缓慢的干部，则难免心中泛酸，私下议论着“这小子走了什么运”、“还不是靠着一份报告哗众取宠”。至于原本就持保守立场，如马向前处长线上的人，则更是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憋着一股劲，准备在这个新成立的“研究小组”身上找茬。
对于这些暗流，林瀚心知肚明，但他无暇也无需过多理会。他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搭建班子和确定研究方向上。曾司长给了他极大的自主权，但也意味着极大的责任。这个小组能否拿出真正有价值、能影响决策的成果，直接关系到他未来的发展，更关系到他能否真正将自己的“先知”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动力。
他的第一步，是“招兵买马”。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发通知，而是采取了更低调也更精准的方式。他利用在图书馆、阅览室和几次青年座谈会上的观察，以及通过赵建国等信得过的同事私下了解，物色了几个目标人选。
第一位是政策研究室的吴天佑，清华大学理工科背景，思维缜密，对数据极其敏感，擅长构建模型和进行量化分析，但平时不善言辞，在注重文字和汇报的机关里有些不得志。林瀚看中的是他严谨的科学精神。
第二位是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司的孙丽萍，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同志，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对项目的流程管理、成本核算和效益评估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做事泼辣干练，心细如发。林瀚需要她的务实和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理解。
第三位是刚刚从外语学院调入办公厅翻译处不久的陈默，英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经常负责编译国外最新的经济动态和学术文章，思想活跃，对外面的世界了解较多。林瀚需要他作为了解外部信息的“天线”。
林瀚分别找他们进行了坦诚的谈话，没有空谈理想，而是直接阐述了小组面临的任务之艰巨、可能遇到的阻力，以及他希望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真诚、远见和对事业的激情，打动了这三位原本在各自岗位上也渴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加入这个前途未卜的“临时小组”。
研究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就在综合司腾出来的一间狭小、堆满旧资料的办公室里举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斑驳的旧办公桌旁。
“首先，感谢各位的信任，愿意加入这个小组，一起啃硬骨头。”林瀚开门见山，目光扫过吴天佑、孙丽萍和陈默，“我们小组的任务，曾司长已经明确了，就是围绕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进行超前研究。所谓超前，就是要想到别人前面，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险和机遇。”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课题，就是进一步完善‘经济特区’的构想。滨州项目的教训告诉我们，光有好的想法不够，必须有经得起反复推敲的、可落地的实施方案，尤其是风险防控方案。”
“林组长，你说怎么做，我们听你的。”孙丽萍快人快语。
“好。”林瀚也不客气，开始分配任务，“我们需要将之前那份报告，从一个宏观构想，细化成一套可以操作的‘政策工具箱’和‘实施路线图’。”
“天佑，”他看向吴天佑，“你负责数据和模型。我需要你搜集全球范围内，类似出口加工区、自由港的发展数据，包括投资规模、就业拉动、GDP贡献、产业结构变化等。同时，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对我们设想中的特区进行初步的投入产出预测，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周期和财政贡献的估算。数据要扎实，模型要经得起质疑。”
“明白。”吴天佑推了推眼镜，眼中闪烁着遇到挑战的兴奋光芒，“我会尽快拿出初步框架。”
“丽萍，”林瀚转向孙丽萍，“你负责项目管理模块。借鉴国内外大型工程项目的管理经验，设计一套特区从选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到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后续运营的全流程管理方案。重点思考如何设立高效的管理机构（管委会），如何界定其与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权责边界，如何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要特别注意避免官僚主义和低效率。”
“没问题。”孙丽萍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权责边界和考核指标是关键，也是难点，我会重点研究。”
“陈默，”林瀚最后看向有些腼腆的陈默，“你的任务很重。你需要广泛搜集整理国外关于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特别是他们在招商引资、外汇管理、海关监管、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演变历程。同时，关注国际主要媒体和智库对华投资环境的评价和预期。我们要知己知彼，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同时也要预判外部世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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