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上海黄浦江码头人头攒动。
一艘来自欧洲的远洋轮船缓缓靠岸，高途提着简单的行李箱，随着人流走下船梯。
脚下的土地熟悉又陌生，空气中弥漫着江南水乡的湿润气息，却也夹杂着一丝战争阴云下的压抑。
八年了，他终于重返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
站在码头边，高途望着眼前的城市景象，心中感慨万千。
上海作为当前中国的经济中心，既有外滩鳞次栉比的西式建筑，也有弄堂里拥挤不堪的低矮房屋；既有西装革履的洋人、富商，也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苦力。
这种强烈的反差，更让他深刻感受到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与社会的不公。
他没有停留，按照事先与进步团体约定的接头方式，很快找到了联络人。
联络人是一位名叫李梅的年轻女性，她穿着朴素的旗袍，眼神警惕而坚定。
“高先生，一路辛苦了。”李梅低声说道，“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住处，接下来的工作我们会逐步推进。”
高途点了点头，跟着李梅穿过一条条狭窄的弄堂，来到一处隐蔽的小阁楼。阁楼虽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还贴着几张进步报刊的剪报。
“这里很安全，平时很少有人来。”李梅介绍道，“你先好好休息，适应一下国内的环境，明天我们再详细讨论工作计划。”
安顿下来后，高途一夜未眠。
他打开行李箱，取出那枚玉佩和沈文琅的信，借着微弱的灯光，再次细细端详。
“文琅，我回来了。”他轻声说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接下来，该轮到我为这片土地奋斗了。”
第二天一早，李梅便来到了阁楼。两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开始讨论工作安排。
“目前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虽然高涨，但缺乏统一的思想引领和组织领导。”李梅说道，“很多爱国青年热情很高，却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开展斗争。你的到来，正好可以为大家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方法。”
高途沉吟片刻，说道：“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让更多人认识到革命的本质和方向；二是培养一批既懂军事技术又有革命信念的骨干力量，为将来的抗日武装斗争做准备。”
随后，高途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他利用自己在海外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联系上了上海的多个进步团体和爱国学生组织。
他常常乔装打扮，深入工厂、学校、码头，向工人、学生、市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上海某纱厂的工人宿舍里，高途借着昏暗的油灯，向工人们讲述着阶级压迫的本质：“你们没日没夜地干活，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连温饱都难以解决；而资本家们不劳而获，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眼中闪烁着觉醒的光芒。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道：“高先生，你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早就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以后我们就跟着你干！”
在上海的各大高校里，高途组织了多次秘密读书会。
他向学生们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引导他们分析国内局势，探讨抗日救国的道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途在读书会上说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要付诸实际行动。我们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
学生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愿意投身革命斗争。
不少学生还主动承担起宣传工作，他们印发传单、张贴标语，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抗日救亡的理念传播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高途还利用自己的军械技术知识，开始秘密培养军事骨干。
他在郊区找到一处隐蔽的仓库，将从海外带回的武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对一批进步青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
从枪械的拆解、组装、维修，到弹药的制作、使用，再到战术配合、阵地防御，高途都倾囊相授。
“武器是革命的重要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高途在训练场上对青年们说道，“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更要明白为何而战。我们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这是我们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高途的努力下，上海的进步力量迅速壮大。越来越多的工人、学生、市民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抗日救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他深知，这只是一个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对进步力量进行着残酷的镇压，革命斗争的道路还很长、很艰难。
一天晚上，高途结束了一场秘密宣传活动，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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