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行赏的余韵尚未在金陵城中完全消散，那股弥漫于朝堂之上的喜庆与激昂，便迅速被另一重更为沉重、更为复杂的氛围所取代。逆酋朱棣及其核心党羽虽已献俘太庙，如同被拔去利齿、斩断爪牙的困兽，囚禁于暗无天日的诏狱深处，但他们的最终命运，依旧是一柄悬在帝国上空的、未曾落下的利剑。如何处置这些悖逆宗庙、祸乱国家的元凶巨恶，不仅关乎法律的公正、社稷的安稳，更关乎新皇的威望、史笔的评述，乃至未来对待其他潜在不安定因素的政策风向。这已非单纯的军事胜利的延续，而是一场更为精微、更为考验政治智慧的法律与伦理博弈。
紫禁城，武英殿。此处虽非举行大朝会的奉天殿，但此刻殿内凝重的气氛，却比任何一次大朝会都要令人窒息。殿内仅寥寥数人，却是整个帝国真正的权力核心。朱允炆端坐于御案之后，未着龙袍，只是一身玄色常服，衬得他面色愈发沉静，眼神深邃如古井寒潭。御案之下，分列着内阁首辅齐泰、次辅黄子澄、新任兵部尚书铁铉、刑部尚书郑沂、以及魏国公徐辉祖。皇城司指挥使宋忠则如同影子般侍立在一侧角落，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讯息。
没有繁文缛节，朱允炆开门见山，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逆犯朱棣、姚广孝等一干人等的罪证，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可已厘清？议罪如何？”
刑部尚书郑沂手持一份厚厚的卷宗，率先出列，躬身奏道：“回陛下，经三法司连日审讯，核对物证、人证，逆犯朱棣等所犯罪行，铁证如山，无可辩驳。其罪主要有三：其一，身为藩王，私募甲士，结交外藩蒙古，阴怀异志，窥伺神器，此乃大逆不道之罪；其二，悍然袭击朝廷钦差铁铉，形同谋反，罪同十恶；其三，发布伪檄，污蔑君上，煽动叛乱，抗拒王师，致使北地生灵涂炭，社稷几危。按《大明律》，谋反、谋大逆，罪在不赦，皆凌迟处死，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郑沂的声音冰冷而刻板，如同律法条文本身，不带丝毫情感。他顿了顿，补充道：“至于妖僧姚广孝，身为方外之人，不思清静无为，反而蛊惑亲王，策划逆谋，实为祸首，其罪尤甚，亦当处极刑。其余附逆之张辅（张玉之子）等将领，皆属从犯，按律亦当处斩，家眷流放。”
这番依据《大明律》的判决，可谓严厉至极，若严格执行，燕藩一系几近族灭。殿内一时陷入了沉默。齐泰与黄子澄对视一眼，他们作为建文初年便力主削藩的干臣，对朱棣恨之入骨，自然倾向于严惩。齐泰上前一步，语气激昂：“陛下，郑尚书所议，乃依律而行！朱棣悖逆，人神共愤，若不施以极刑，何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何以告慰北伐将士在天之灵？何以彰显朝廷法度之森严？臣以为，当从严从速处置，以正国法！”
黄子澄也附和道：“齐阁老所言极是。朱棣之罪，罄竹难书，万死难赎其咎。当明正典刑，使天下知陛下之威，朝廷之严！”
这是“严惩派”的声音，代表着法理的绝对威严与对叛逆的零容忍。
然而，就在这时，新任兵部尚书铁铉却微微蹙眉，沉吟片刻后，出列奏道：“陛下，二位阁老所言，于法理而言，确无不当。然……臣斗胆进言，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登基以来，屡施仁政。朱棣虽罪大恶极，然其终究是……是太祖高皇帝血脉，陛下之亲叔父。若处以极刑，恐……恐伤陛下仁德之名，亦使后世史笔，或有微词。且，其麾下将士，多有被裹挟者，若对首恶处置过于酷烈，或令北地残余心怀恐惧，不利安抚。”
铁铉的话，代表了一种“怀柔”的考量，顾及了皇族的体面、皇帝的仁名以及战后北方的稳定。他并非为朱棣开脱，而是从更长远、更全局的政治角度出发。
徐辉祖作为勋贵代表和军事统帅，思考的角度又有所不同，他沉声道：“陛下，朱棣罪孽深重，死罪难逃。然，其毕竟曾为亲王，若处以市曹极刑，恐损天家威严。且，其部将如张玉等，已战死沙场，其子张辅等，或可酌情减等，以显陛下宽仁，亦可分化逆党，收拢部分人心。”
徐辉祖的意见，介于严惩与怀柔之间，既主张朱棣必须死，又建议在方式和牵连范围上有所保留，更侧重于实际的政治效果。
朱允炆静静地听着臣子们的争论，手指在御案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脸上看不出任何倾向。他心中明镜一般，此事绝非简单的依法论处那么简单。齐泰、黄子澄代表的是“法”与“威”，铁铉代表的是“仁”与“稳”，徐辉祖代表的是“势”与“利”。他需要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最符合自己利益、最能巩固统治、也最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平衡点。
他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的宋忠：“宋爱卿，诏狱之中，朱棣、姚广孝，还有那朱高炽，近日情形如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