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沈风怀揣着两份文书，来到了李儒的府邸。
一份是蔡邕领衔、数位清流官员联名的奏疏摘要，言辞恳切，引经据典，阐述招抚之利；另一份则是他亲自撰写的《陈河东白波事宜及招安利害疏》，里面详细罗列了白波各部的势力、头领性格特点、可能的内部矛盾，以及具体的招安步骤、所需钱粮估算、招安后如何整编安置、如何防范反复等务实条款。
更重要的是，着重分析了强力征剿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与风险，以及与招安成功后能为董卓带来的切实好处——快速平定后方、节省军费、甚至获得一支可用的补充兵力。
李儒的府邸不像董卓的那般奢华张扬，也不似某些朝臣府邸故作清高，门庭冷肃，守卫森严却低调，透着一股与其主人相符的沉郁与精明。
通报之后，沈风在门房等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才被一名面无表情的仆役引了进去。
李儒并未在正堂见他，而是在一间布满竹简帛书、药草气味与墨香混合的书房里。他正伏案疾书，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沈中郎稍坐。”
沈风安静地在下首的坐榻上跪坐下来，目光快速而不失礼地扫过书房。陈设简单，但案头堆积的文书显示出此间主人巨大的工作量和处理核心机要的地位。
又过了片刻，李儒才放下笔，揉了揉眉心，抬起眼。他的眼神锐利而疲惫，像能看透人心，却又对太多事情感到厌倦。
“沈中郎今日来访，所为何事？”李儒的声音平淡，没有太多客套，“可是相国有差事交付？”
沈风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双手呈上两份文书：“郎中令日理万机，冒昧打扰，还望海涵。风今日前来，并非奉相国之命，而是有一事关河东局势的浅见，思之再三，觉或对相国大业有所裨益，不敢专断，特来呈与郎中令斟酌。”
“哦？”李儒微微挑眉，似乎来了点兴趣，示意身旁的侍从接过文书，放在案上。他先拿起蔡邕等人的那份摘要，快速浏览了一遍，嘴角似乎勾起一丝微不可察的弧度，像是嘲讽，又像是了然。
“蔡伯喈…还有种劭、赵戬…”他轻轻哼了一声，“清流之士，总是心怀‘仁义’，欲以王道化干戈。”
语气平淡，听不出是赞是贬。他随手将那份摘要放到一边，显然并未太过重视。
然后，他拿起了沈风写的那份《陈利害疏》。
起初，他的目光只是随意扫过，但很快，他的眼神变得专注起来。他看得不快，手指偶尔在竹简上某一行划过，或是停顿片刻，若有所思。
沈风安静地等待着，心中并无十足把握，但他相信，对于李儒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纯粹的空洞道理远不如切实的利益分析有说服力。
书房里只剩下竹简翻动的轻微声响和灯花的偶尔爆裂声。
良久，李儒终于抬起头，重新打量起沈风，目光中少了几分之前的随意，多了几分审视和探究。
“这份东西，是你写的？”他问道，手指点在那份《陈利害疏》上。
“是风根据多方打探的消息，以及一些粗浅的推断所写，仓促之间，必有疏漏，请郎中令指正。”沈风谦逊地回答。
李儒身体向后靠了靠，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白波贼首郭太、杨奉、韩暹、李乐、胡才…其麾下大致兵力，活动范围，与南匈奴於夫罗的勾结程度…甚至各头领之间可能存在的龃龉…你倒是下了番功夫。”
他顿了顿，语气依旧平淡，却切中要害：“你所言征剿之耗，确为实情。河东乃京畿屏障，久乱不利。相国虽欲以雷霆之势震慑不臣，然西凉精锐亦不可轻耗于此等流寇。”
沈风心中稍定，知道李儒至少认可了问题的存在。
“然，”李儒话锋一转，目光如炬地盯着沈风，“招安之策，看似美好，实行起来，难点重重。其一，如何取信于贼？彼等劫掠成性，岂会轻易相信朝廷许诺？其二，即便招安成功，如何安置？数万之众，钱粮从何而出？编入军中，如何确保其忠诚？若处置不当，恐成肘腋之患。其三，亦是关键，”他声音压低了些，“相国麾下诸将，正摩拳擦掌，欲以白波首级换取军功，你此举，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和晋升之阶，他们岂会甘休？此非仅策略之辩，更是人情利害之纠葛。”
李儒果然看得透彻，直接将最核心的阻力点明。
沈风微微欠身，语气沉稳，显然对这些问题早有思考：“郎中令明鉴，所虑皆是要害。风浅见如下：
其一，取信之事。光有天子诏书或朝廷檄文，确难令惯于厮杀的贼寇头领轻信。故，除明旨赦免、封赏之外，可遣一能言善辩、熟知彼辈心理且身份足够之人为使。此人需既显朝廷诚意，又能陈说利害，让其明白，继续为寇，面对的是西凉铁骑不死不休的征剿，而接受招安，则是洗白身份、获取官身俸禄之唯一途径。人选或可从与彼等略有渊源、又非军中激进主战之将领中择取，或寻一旁观清流名士，以示并非全然是我等之意。初次接触，可许以少量、即时兑现的钱粮军资，以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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