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会审的胜利，如同在司法领域的坚冰上成功炸开了一道裂缝。“刑名格物检验所”不再是无人问津的冷衙门，开始有各地刑名官员，抱着将信将疑或急求解困的心态，将一些棘手案件的物证送至京城。
检验所内，灯火通明的时间越来越长。送来的案件五花八门：有凭借一枚模糊脚印推断盗匪身高体态的；有通过火药残留成分，锁定私铸火炮作坊区域的；有凭借织物纤维比对，确认嫌犯到过现场的。
王睿和他的同僚们，如同技艺精湛的工匠，对待每一份送检的物证都一丝不苟。他们深知，检验所的声誉，就建立在每一份经得起推敲的检验文书之上。
起初，地方官员对这些充满数字、图表的文书半信半疑，但当依据检验结论进行侦查，屡屡获得突破后，态度便开始转变。某地知府甚至在给刑部的呈文中特意提及：“……赖京师检验所格物之法，明断疑踪，方使积年悬案得破，阖府称快。”
信任，在一次次成功的实证中，如同涓涓细流，缓慢却坚定地累积着。
朝堂之上，反对的声音并未消失，但风向已悄然转变。
都察院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较为务实的御史，开始承认格物检验在“甄别伪证、厘清疑点”上的独特价值，虽仍强调“不可偏废五听”，但已不再全盘否定。
高拱的态度也愈发微妙。他在一次门生聚会时，私下言道：“林凡此举，虽显操切，然其效已彰。刑名之道，贵在明断。若此‘器测’之术果能助官府明断，使民无冤抑，则堵不如疏。然其边界何在，需严加规制，不可使其凌驾于律法之上。”
这代表了部分保守派中开明势力的真实想法：他们依然警惕，但已不得不正视现实，并开始思考如何“规训”和“利用”这股新力量。
林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仅仅依靠京城一个检验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这套方法体系化、制度化，并推向地方。
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1. 人才培养：奏请皇帝，在格物大学堂内正式设立“刑名检验专科”，从算学、格物、化学、博物等科中遴选优秀学子，进行定向培养，并增加《大明律》基础、刑名程序、文书撰写等课程，旨在培养既懂技术又明法理的专门人才。
2. 规章先行：督促刑部加快《刑名格物检验暂行章程》的修订与完善。这份章程详细规定了检验项目的范围（如仅限于物证，不涉及精神、动机判断）、检验的流程、文书的格式、检验人员的责任与回避制度等，旨在为这项新事务套上“规矩”的辔头，防止其被滥用。
林凡并未急于在全国推广，而是选择了司法基础较好、且已有成功合作先例的江南苏杭府和北直隶某府，作为第一批地方检验分局的试点。
然而，即便在试点地区，阻力依然不小。地方上的刑名师爷、仵作、书吏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与关系网络。检验分局的设立，无疑触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我等世代相传的手艺，难道还比不上几个毛头小子摆弄的瓶瓶罐罐？”
“没有我等‘五听’问案，他们那些东西知道用在谁身上？”
阳奉阴违、消极配合、甚至暗中设置障碍的情况，在试点初期屡见不鲜。派往地方的毕业生们，不仅要面对技术难题，更要应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
派往苏杭府分局的毕业生中，就有曾参与首例毒杀案的王睿。他在给格物大学堂恩师的信中写道：
“……学生方知，推行新法之难，不仅在技术之新，更在人情之旧。此地刑名老吏，经验丰富，关系深厚。若一味以‘新知’傲人，寸步难行。学生唯有放下身段，虚心求教，于具体案件中，以实效证明价值，方能在夹缝中求得立足之地。譬如，学生近日协助厘清一桩田契笔迹旧案，老吏初时不以为然，待学生以图谱数据证其伪后，其态度方有松动……”
这些从一线反馈回来的真实经历，被林凡视为宝贵的教材，他要求大学堂将其整理成案例，用于教学，让后来的学子明白，改革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与人打交道、与旧习惯博弈的艺术。
尽管困难重重，但星火已然播下。京城检验所的权威性逐渐建立，地方试点在磕磕绊绊中前行，格物大学堂的新一批检验人才正在培养。
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司法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传播：断案，除了依赖口供与察言观色，还可以依靠不说话的物证和严谨的逻辑分析。
夜色中，林凡翻阅着第一批试点分局的月度汇报。进展比预想的要慢，问题也比预想的多。
顾莲舟为他披上外袍，轻声道：“夫君近日，似为此事耗费心神。”
林凡揉了揉眉心，语气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无妨。此事本就急不得。你看这奏报，虽尽是困难，却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那些年轻人未曾退缩，正在一地一隅，一点点地改变着风气。这便够了。”
他放下奏报，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灯火，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司法之公正，关乎国之根基。如今我们埋下的这些种子，或许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真正长成参天大树，荫蔽后世。但此刻的每一步，都意义非凡。”
司法改革的航船，在破开最初的冰层后，正驶入一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水域。前路依旧挑战重重，但航向已然明确，船上的水手们也愈发坚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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