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个深夜，龙岗工业园三号车间的警报声像钢锯般撕碎了寂静。
张维紧张地冲出实验室，只见车间里灯火通明，那台从德国进口的光刻机正冒出刺鼻的白烟。
几个工程师手忙脚乱地切断电源，其中一个小伙子站在设备旁，脸色惨白如纸。
“张总……紫外灯管烧了。”技术主管老王的声音在发抖，“备用管……只剩最后一根了。”
张维的心沉到了谷底。
这台价值三百万美元的二手光刻机，是他们芯片实验室的命根子。用来调试自研的制程工艺，用来培养年轻的工程师，用来……证明中国人也能做芯片。
现在，这根来自德国的特制紫外灯管，要了它的命。
“能修吗？”他问，声音干涩。
老王摇头：“灯管是定制件，国内做不了。德国那边报价……二十万美元一根，还要等六个月交货。”
六个月。
张维眼前发黑。没有光刻机，芯片实验室就是一堆昂贵的摆设。
那些他亲自从清华、北大挖来的年轻人，那些熬了无数通宵设计的电路图，那些刚刚有点眉目的制程工艺——全都要停下来。
他转过身，对着墙狠狠砸了一拳。
指骨生疼，但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
消息传到李平安耳朵里时，是凌晨三点。
电话铃在床头炸响，林雪晴先醒过来，推了推身边的丈夫。李平安睁开眼，六十四岁的人，眼神却清明得像刚睡醒的鹰。他接起电话，只听了三十秒，就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到。”
黑色皇冠轿车在夜色中疾驰。
深南大道空旷得像个梦魇，路灯把车影拉长又缩短，循环往复。
李平安坐在后座，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的老茧——那是年轻时练武留下的，八极拳的铁砂掌，五十多年没放下了。
司机小王从后视镜里偷瞄老板。这位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老人，此刻眉头紧锁，下颌线绷得像刀锋。
车到工业园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
三号车间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张维站在最前面，头发乱得像鸡窝，眼镜歪斜地架在鼻梁上，白大褂上沾着不知名的污渍。看到李平安下车，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进去说。”李平安拍拍他的肩膀。
车间里弥漫着焦糊味和绝望。
那台光刻机像一头死去的巨兽，静静卧在超净间的玻璃墙后。控制面板上的德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有紧急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像墓地的磷火。
李平安隔着玻璃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问张维：“如果咱们自己做这种灯管，要多久？”
“做不了。”张维摇头，“石英玻璃的纯度要求，电极材料配方，真空封装工艺……全是德国人保密的技术。咱们连材料分析都做不到。”
“那就分析。”李平安的声音平静得吓人，“把这根坏的拆开，一点一点分析。纯度不够，找长春光机所。配方不懂，找中科院材料所。封装工艺不会，去沈阳找真空设备厂的老技师。”
他顿了顿：“一个月，我要看到方案。”
“老板……”张维的声音发颤，“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2年，我爹娘饿死的时候，我也觉得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李平安看着他的眼睛，“但我要活下去，还要找回妹妹，还要走到北京。最后，我都做到了，一切都有可能。”
他指了指那台死去的机器。
“这根灯管，就是咱们现在的1942年。跨过去，海阔天空。跨不过去……”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跨不过去，芯片梦，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上午九点，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七八个负责人吞云吐雾，试图用尼古丁麻痹焦虑。
李平安破例没制止——他知道，这些跟着他打拼了十几二十年的老部下，此刻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李平安开门见山，“光刻机趴窝，芯片实验室停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咱们的数控机床，核心控制器是德国西门子的，维修一次要等三个月。汽车生产线，焊接机器人是日本发那科的，软件升级要日方工程师带着加密狗来。”
他环视众人。
“以前咱们总说，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解决好坏问题。可现在呢？有了，但命根子捏在别人手里。人家心情好，让你用。心情不好，一根灯管就能掐死你。”
何晓第一个开口：“老板，汽车那边……发那科已经发了通知，明年软件升级费涨百分之五十。理由是他们‘研发投入增加’。”
“涨。”李平安说，“该付的钱一分不少付。但今天会议的主题不是讨价还价，是——”
他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大字：破局。
“怎么破？”许家明推了推眼镜，“技术差距不是一天两天能追上的。咱们的工程师，连光刻机的原理都还没完全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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