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三十六年秋，洛阳皇城里的桂花开了第二茬，香气比初秋时更加馥郁，透过层层宫墙，一直飘到太极殿前的广场上。
这日辰时刚过，太极殿东侧的文华殿里已经坐满了人。这里是太子监国时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比起正殿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务实。殿内陈设简洁，正中是太子的案几，两侧分列着六部尚书、枢密使、御史大夫等重臣的座位。今日不是大朝会，却是每旬一次的“常参”，各部院有要事可直接面陈太子。
皇太子袁昶坐在主位上，今年三十九岁的他，面容端正，气质沉稳。他穿着一身杏黄色常服，头戴乌纱翼善冠，正低头翻阅着吏部呈上的一份官员考核名册。阳光从殿侧的雕花木窗斜射进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殿下，”吏部尚书周文举起身禀报，“今秋大计，各道州府官员考绩已初步评定。其中上等四十七人，中等三百二十人，下等十八人。下等者中，有七人当免，五人当降，其余当申饬留任。这是详细名册，请殿下过目。”
内侍将名册呈到太子案前。袁昶翻开细看，看到“扬州刺史李纲，考绩下等，当免”一行时，眉头微皱。
“李纲此人，”袁昶抬起头，“孤记得他是永徽二十二年的进士，在扬州任上已六年。前几年考绩都是中等，为何今年突然落到下等？”
周文举答道：“回殿下，扬州今夏遭遇水患，李纲处置不力，致使三县受灾，灾民流离。且御史台查实，其在漕运修缮款项中有贪墨嫌疑。”
“贪墨？”袁昶声音平静，但殿中众臣都能听出其中的不悦，“查实了多少？”
“约两千贯。”周文举如实禀报。
袁昶沉默片刻，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了敲：“两千贯……不够杀头，但足够免官。只是，”他话锋一转，“李纲在扬州六年，推行‘一条鞭法’试点颇有成效，去年还因劝课农桑受父皇嘉奖。今夏水患，孤看过奏报，实属天灾异常，非人力可全抗。至于贪墨之事……”
他看向御史大夫陈延年：“陈公，此事可查得明白？有无可能是胥吏所为，李纲只是失察？”
陈延年起身道：“殿下明鉴。御史台派员暗访月余，款项确从李纲手中过，但其家产未见异常增长。有下属指证其收受，但无实据。此案确有疑点。”
“那就是查无实据了。”袁昶合上名册，“这样吧，李纲免去扬州刺史之职，但念其多年勤勉，改任闲职，降两级留用。至于水患处置不力，罚俸一年。诸位以为如何？”
殿中几位重臣交换了一下眼神。刑部尚书出言道：“殿下仁慈。只是按律，官员涉贪，即便查无实据，为儆效尤，也应从严处置。”
袁昶微微一笑：“秦尚书说得有理。但孤记得父皇在《永徽政要》中写过：‘治吏如治水，堵不如疏，严不如明。’李纲若真有贪墨，两千贯不是小数，岂能毫无痕迹？若确为冤屈，严惩则失人心。不如先降职观其后效，若真有问题，再严惩不迟；若确为冤屈，日后也可还其清白。”
他顿了顿，补充道：“再者，扬州‘一条鞭法’试点正在关键，骤然换人恐生波折。李纲对此法最为熟悉，让他以闲职继续参与，也算人尽其用。”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既考虑了法度，又顾及了实情，还体现了对人才的珍惜。几位大臣都点头称是。
周文举拱手道：“殿下思虑周全，老臣佩服。”
处理完吏部的事，户部尚书又起身禀报江南赋税征收的情况。今年江南诸省试行“一条鞭法”全面推广，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折银征收。户部担心改革过急引发动荡，建议暂缓一年。
袁昶听完汇报，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道：“江南各州实际收上来的银两，比往年折算后的总额多了还是少了？”
“回殿下，据目前统计，多了约一成半。”户部尚书答道。
“百姓可有怨言？”
“有赞有怨。赞者说简便，一税了之；怨者说银价浮动，有时吃亏。”
袁昶点点头：“多了的一成半，是实实在在进了国库，还是被胥吏盘剥了？”
“这……”户部尚书迟疑道，“还需详查。”
“那就详查。”袁昶语气温和但坚定，“改革从来不易。若因有怨言就停滞不前，则永无成事之日。这样吧，着令江南各道御史严查赋税征收中是否有加派、勒索之事，一经查实，严惩不贷。同时，让各州府根据当地银价，制定合理的折银比例，张榜公示，让百姓明白。”
他看向众臣：“孤记得父皇说过，改革之难，不在法不善，而在行不严。咱们把规矩定清楚，执行盯紧了，纵有波折，也能稳步推进。”
这番处置再次赢得大臣们的赞同。一个上午，太子接连处理了六七件政务，从边军粮草调拨到运河清淤工程，从科举考试安排到外藩使臣接待，件件有条不紊，决策果断又不失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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