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十七年的深秋，洛阳城的天空似乎比往年更高远些，湛蓝的天幕上丝丝缕缕的云絮仿佛被无形的梭机精心织就。宫城之内，随着皇嫡孙袁基的蹒跚学步和太子监国日益娴熟，永徽帝肩头的担子似乎轻了些许，那份因精力衰退而生的倦怠感，偶尔会被一种沉淀下来的、属于暮年的深远思绪所取代。这一日，他翻阅着秘书省呈报的近年来兰台（国家藏书机构之一）典籍整理与损毁情况的卷宗，眉头渐渐锁紧。
“去岁兰台清点，虫蛀、霉变、水渍之书，计有三百四十七卷，其中多为前朝旧籍，间有世祖朝早期文书。虽已着人修补誊抄，然原本损毁，终是憾事。”他放下卷宗，对侍立在侧的太子袁谨，也是对着殿中几位轮值备询的翰林学士感慨道，“朕近日时常思量，自世祖肇基，百有余年，战乱平息，文教复兴，然典籍传承之事，犹如接力持烛于长夜，稍有疏忽，光芒便弱一分，甚至永坠黑暗。兰台、秘书省所藏，固然浩繁，然天下之大，民间所遗之孤本、珍本、先贤未刊之手稿，不知凡几。或因战乱散佚，藏于深山；或因家道中落，束之高阁；甚或因主人无识，视为废纸，毁于灶火。此皆文明之脉，不可不救。”
太子袁谨近日正为北方持续寒潮带来的后续粮秣调度、以及江南“一条鞭法”试点扩大等实务焦心，闻言稍怔，随即领会到父皇这是在思考更长远、更根本的文化基业。他恭敬道：“父皇心系文脉，儿臣感佩。民间确多遗珍，前朝大儒郑玄注《毛诗》之别本残卷，去岁不就于青州一故家发现，以献于兰台？然如何方能广收博采，不致扰民，亦需仔细筹划。”
一位年长的翰林学士崔琰（即曾任太子少师者）颔首道：“陛下、殿下所言极是。求书之事，古已有之，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光武帝亦曾重视图籍。然民间藏书之家，或秘不示人，视为传家之宝；或恐官府强取，反加隐匿。需有良法，方能收其实效。”
永徽帝微微点头，手指无意识地轻敲御案，沉思片刻，缓缓道：“强征硬索，非但无益，反失民心，亦非仁政所为。朕意，不如下诏明示天下：朝廷为修撰国史、编纂典籍、昌明文教，特向民间广求遗书。凡献书者，无论士庶，皆由地方官府登记造册，上报朝廷。朝廷派专员（可由翰林院、秘书省遣人）前往勘验，若确为珍本、孤本、或有益学术之未刊稿，则予以褒奖。”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奖赏可分等：献书价值极高者，赐金帛、授虚衔（如‘文林郎’等荣衔）、或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价值次者，酬以相当之钱帛；即便所献之书已有收藏，但版本较早或批注可采者，亦抄录后原物奉还，并予薄赏，以彰其诚。所有献书，皆由朝廷组织善书者精心抄录副本，原本仍归还献书之人，朝廷只存副本。此诏须明发天下州县，张榜乡里，务使人尽皆知朝廷求书之诚意与尊重。”
太子眼睛一亮：“父皇此法甚善！以奖代征，尊重原主，只求抄录。既显朝廷重文之德，又不夺民所爱，更能尽收天下遗珍。只是……所需抄录人手、钱帛赏赐，所费不赀。”
永徽帝摆手道：“文教之事，不可纯以钱粮计。此乃夯筑帝国万世之基。所需费用，可从内帑支取一部分，再命户部从各州文化经费中酌情划拨。至于抄录之人，可由国子监、太学中择书法优、学识佳之监生、学生充任，既锻炼人才，亦节省开支。此事，”他看向太子，“便由你总领，秘书监、翰林院协同办理。务必尽快拟定详细条陈，明诏天下。”
诏书的拟定与颁布迅速而有序。由太子主持，秘书监、翰林院、礼部官员共同商议，很快拿出了《永徽求遗书诏》的正式文本以及实施细则。诏书中情辞恳切，阐述了保存典籍、延续文脉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教化百姓的重要性，明确承诺“献书者受上赏，原书必还”，并详细说明了奖励等级和勘验流程。诏书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站系统发往各道、州、县，地方官员不敢怠慢，立刻组织胥吏、乡绅在城门、集市、学宫等各处张贴黄榜，派衙役巡乡宣谕。
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迅速在帝国士林乃至民间激起层层涟漪。反应最快的是那些世代书香、家藏万卷的世家大族和地方士绅。他们反应各异。
江南吴郡，一位致仕的翰林编修陆老先生，抚着家中藏书楼“漱玉阁”里那些泛着樟木清香的书匣，对儿孙叹道：“朝廷此诏，倒是一片真心为文脉计。咱家这几卷宋（指前朝）版《昭明文选》，还有先祖批注的《汉书》，留在家里，不过是吾辈几人翻阅，若能献于朝廷，抄录广传，嘉惠更多学人，亦是美事。且朝廷许诺归还原本，又有褒奖，不损我陆氏藏书之名。”他决定择选数部珍本，由儿子亲自送往州府。
而在中原某郡，另一个以藏书闻名的家族，家主却捻须沉吟，对族中长老道：“朝廷虽说得天花乱坠，然官府行事，谁能保证？倘若将我祖传的蔡邕石经拓本真迹拿去，稍有损毁，或拖延不还，如何是好？依我看，还是再观望观望，看看别家情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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