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十一年的初夏，江南的雨水似乎格外丰沛。吴郡（今苏州一带）城外，运河交织如网，水汽氤氲，将远近的桑园、稻田、白墙黛瓦的村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淡青色里。空气湿润而温热，混合着泥土、植物和淡淡河腥的气息。在这片被水网温柔包裹的土地上，一种不同于田园牧歌的、富有节奏感的声响，正从一些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中隐隐传出，成为这片富庶之地新的背景音。
吴郡治所吴县城东，沿着一条拓宽的货运河道，一片新建的连排高大瓦房格外醒目。这里原本是几家零散几户的聚集地，如今却被一道新砌的砖墙圈起，形成了一个占地广阔的独立院落。院门口没有挂显眼的匾额，只有门房处一块不起眼的木牌，上面用朴拙的字写着“沈氏织造工坊”。但进出的车辆、忙碌的工人以及院内传出的此起彼伏、富有韵律的“哐当、哐当”声，无不显示着此地的繁忙与兴盛。
工坊主沈荣，是个四十出头、身材微胖、面皮白净的本地人，穿着细葛布的袍子，头发用一根普通的木簪束起，看起来更像是个账房先生，而非人们印象中穿梭于桑田蚕室间的丝户。此刻，他正背着手，站在最大的一个工间门口，眯着眼，满意地听着里面交织成片的织机声。那声音整齐而有力，仿佛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行进。
这间工间足有寻常民宅的五六倍大，光线明亮，几十张改良过的脚踏提花织机整齐排列，每张机前都坐着一名专心致志的织工，几乎全是青壮妇人或少年。她们手脚并用，动作熟练而协调，梭子如飞鱼般在经纬线间穿梭，“哐当”声正是脚踏板提起综片、打纬刀夯实纬线时发出的。空气中飘浮着细密的蚕丝尘埃，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中缓缓飞舞。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旁边相连的几个稍小些的工间里，景象又自不同。一处是“络丝”间，几十个女工坐在矮凳上，手脚麻利地将从各地收来的生丝或已缫好的丝线，重新缠绕到大小统一的簆（kòu，绕丝工具）子上，检查剔除断头、糙节。另一处是“牵经”间，技术更为复杂，数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指挥着学徒将数百甚至上千根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度和密度，平行地卷绕到经轴上，为织造做准备，这个过程极需耐心和精准，一丝错乱便会影响整匹绢帛的质量。还有“挑花”或“提花”准备区，专门为织造复杂花纹图案服务，工匠依据“花本”（纹样设计稿）小心翼翼地编排提花综线。更远处，则隐隐传来草木灰、明矾等气味，那是“染坊”和“晾晒场”所在。
这便是沈荣花了大心血、几乎掏空家底并借了部分钱款改建而成的“沈氏织造工坊”的核心生产区。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自家养蚕、妻女缫丝织绢，顶多雇佣一两个帮工。那种方式产量有限，质量不稳，难以承接大订单。数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尤其是南北大运河贯通、海路贸易日益兴盛，对优质丝织品的需求，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销往西域、南海乃至新近建交的波斯），都在急剧增长。官府、豪门、大商贾的订单动辄数百匹，而且对花色、规格、交货时间都有严格要求。传统分散的机户，根本无力承接。
“变则通，通则久。”沈荣记得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他咬牙卖掉了几处零散田产，又说服了两位同样有眼光的姻亲合伙，盘下这片地，改建工房，大量购入或租用新式织机，然后开始了他大胆的尝试：雇佣专门工匠，进行分工生产。
起初并不顺利。习惯了从络丝到织造一手包办的熟练织妇，不习惯只做单一工序，觉得“没手艺”、“不体面”。而且管理几十号人，协调各工序进度，保证原料供应和成品质量，远比管理自家几个人复杂百倍。沈荣几乎住在了工坊，摸索着定下了简单的规矩：按工序难易和技术要求，将工人分为“络丝工”、“牵经工”、“织造工”、“挑花工”、“染匠”等，各自工钱不同；设立“工头”负责监督本工序质量和进度；原料统一采购、分发；成品统一检验、入库。他还引入了简单的“计件”与“质量挂钩”的酬劳方式，做得又快又好的，工钱自然多。
几个月磨合下来，效果逐渐显现。分工之后，每个工人只专注于一两项操作，熟练度飞速提高，浪费减少，次品率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流程变得清晰可控，可以根据订单要求，灵活调配各工序人手，大大缩短了交货周期。比如，接到一批急需的素绢订单，可以集中大部分织造工火力全开，络丝和牵经工序则提前备好足量经轴和纬线；若是接到需要复杂花纹的锦缎订单，则提前安排挑花工准备，织造时则用速度稍慢但能织花纹的提花机。整个工坊，如同一架被精心调试过的机器，开始高效运转起来。
“东家，”一个穿着短褂、管事模样的人小跑过来，低声汇报，“‘广济号’船队的人又来催问了，说他们下月初五必须装船南下，那二百匹越罗和一百五十匹花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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