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二十八年的初夏，洛阳城迎来了第一场雷雨。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天空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脊上。紫宸殿内，景和帝袁耀刚服过药，正靠在软榻上小憩。忽然一声炸雷，惊得他猛然睁开眼。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琉璃瓦上，瞬间就连成了雨帘。
“这雨……”袁耀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喃喃道，“下得真急。”
伺候在旁的老内侍轻声接话：“是啊，入夏第一场雷雨，下透了也好，解解暑气。”
袁耀却摇摇头，若有所思：“急雨伤苗，猛刑伤民。这道理，是一样的。”
他这话说得没头没尾，老内侍不敢接，只默默将薄毯往上拉了拉。但袁耀却像是被这雷雨触动了什么心事，再也睡不着了。
“去，把刑部今年春季的案卷调几本来。”他坐起身，吩咐道，“不要大案要案，就要寻常百姓的纠纷案子。”
老内侍一愣：“陛下，这些琐碎案子，刑部每月都有汇总奏报，何须……”
“朕要看原始的案卷。”袁耀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朕想知道，寻常百姓犯了事，官府都是怎么判的。”
案卷很快送来。厚厚三大摞，堆在袁耀面前的书案上。他让内侍退下，自己戴上老花镜，一卷卷翻看起来。
这些确实都是寻常案子：有邻里为宅基地界争吵斗殴的，有商户因债务纠纷告官的，有农夫偷了邻家几只鸡的，还有酒醉后毁坏他人财物的……案情简单，量刑也大多遵循成例——该杖责的杖责，该罚银的罚银，该拘押的拘押。
袁耀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用朱笔在纸上记着什么。看到第三十七个案卷时，他的笔停了下来。
这是一桩发生在青州的案子。一个姓陈的老农，因为田里的水渠被邻人堵了，争执中推了对方一把。邻人摔倒，磕破了头，流了些血。当地县令判陈老汉“殴伤他人”，杖三十，罚银五两，拘押十五日。
案卷里附有陈老汉的供词，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找人代写的：“小人知错……但实在是着急……田里秧苗等着灌水，再晚就枯了……邻家堵渠三日，小人求了三次都不通……一时糊涂……”
袁耀盯着这份供词看了许久。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有一次随父亲袁术巡视淮南，也遇到过类似的案子。一个农妇偷了地主家两升米，被抓住后判了重刑。当时袁术看了案卷，问县令：“她为何偷米？”
县令答：“家中老母病重，无钱买药，也无米下锅。”
袁术又问：“那她可曾求过地主？”
“求过，地主不肯借。”
“地主家中存粮多少？”
“这……不下百石。”
袁术当场就发火了：“存粮百石，见人将死而不借，反告人偷盗两升米？你这县令是怎么当的！”当即下令重审，赦免了农妇，还责令地主开仓济贫。
当时年轻的袁耀站在一旁，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说的那句话：“法不外乎人情。若是法条把人逼到绝路，那这法条就该改改了。”
“法不外乎人情……”袁耀轻声重复着这句话，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窗外的雨还在下，但已小了许多。雷声远去，只剩淅淅沥沥的雨声。
“来人。”袁耀唤道。
老内侍应声而入。
“传皇太孙、丞相，还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御史中丞，都到紫宸殿来。”袁耀顿了顿，补充道，“让他们把各自衙门里，最近三年关于轻罪量刑的案卷、奏议，都带一些过来。”
半个时辰后，紫宸殿偏殿。
袁谦、法正，以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的三位主官，齐聚一堂。每个人面前都堆着一摞案卷，脸色都有些茫然——他们不知道皇帝突然召集，要看这些寻常案卷做什么。
袁耀坐在主位，先让内侍给每人上了茶，然后才缓缓开口：“今日朕看了些刑部的案卷，有个问题想问诸位：我朝立国至今，刑律屡经修订，比起前朝，是宽了，还是严了？”
几人面面相觑。刑部尚书杜畿最先开口：“回陛下，我朝刑律较之前朝，总体是趋宽。太上皇在位时废除了肉刑中的截肢、黥面等酷刑，景和初年又进一步减轻了盗窃、斗殴等罪的量刑。”
“那实际执行呢？”袁耀追问，“律条上写的，和地方官府实际判的，可一致？”
这个问题让杜畿有些为难。他斟酌着词句：“大体一致……但各地情形不同，官员水平参差，难免有些出入。”
“不是有些出入，是出入很大。”袁耀将那份青州陈老汉的案卷推过去，“你们看看这个。”
案卷在几人手中传阅。看完后，袁谦第一个开口：“皇祖父，此案判得确实重了些。陈老汉情有可原，且伤者只是皮外伤，未伤筋骨。按《刑律疏议》，此类纠纷当以调解为主，即便要罚，也不该又是杖责又是罚银还要拘押。”
法正抚须道：“殿下说得是。但地方官员也有难处——若是判轻了，怕被人说徇私；判重了，至少不会出错。这种‘宁严勿宽’的心思，在地方上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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