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二十五年的秋天，来得格外爽朗。
九月初九这天，洛阳城还沉浸在重阳登高的余韵里，东宫的书房却灯火通明。袁谦坐在书案前，面前摊着厚厚几卷《礼记》和历代祭孔仪注，旁边还堆着十几份礼部、太常寺送来的筹备文书。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抬头看向窗外。月色很好，银辉洒在庭院里，把那些菊花映得朦朦胧胧。明天就要出发去曲阜了——代表祖父，代表朝廷，去祭祀孔子。这是他成为皇太孙以来，第一次单独承担如此重大的礼仪活动。
说不紧张是假的。
“殿下，夜深了，该歇息了。”内侍轻声提醒。
袁谦摆摆手：“再看一会儿。你去把张博士请来，我有几处仪程还要请教。”
内侍应声退下。不多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提着灯笼来了。这是太常寺博士张衡——不是造地动仪的那位，是同名同姓的晚辈，专研礼制三十年，是朝廷公认的礼学大家。
“张博士请坐。”袁谦起身相迎，“这么晚还劳您过来，实在过意不去。”
张衡颤巍巍行礼，在绣墩上坐下，笑道：“殿下为祭孔之事如此尽心，老臣岂敢言劳？不知殿下有何疑问？”
袁谦翻开仪注，指着其中一页：“这里说‘祭前三日斋戒，不茹荤，不饮酒，不近女色’。可礼部送来的行程，路上要走八日，若全程斋戒，抵曲阜时恐体力不支。是否可途中正常饮食，抵曲阜前三日再开始斋戒？”
张衡捋须沉吟：“殿下思虑周全。按古礼，天子亲祭当全程斋戒。然此次是代祭，且路途遥远，确可权变。老臣以为，殿下抵济南郡后开始斋戒即可，如此有三日清净，足显诚敬。”
“好，那就这么办。”袁谦记下，又问，“还有此处——‘祭祀时，主祭当诵祝文’。这祝文是礼部拟好的，还是需要我自拟？”
“按制，当由礼部拟就，陛下朱批。”张衡道，“不过老臣听说，陛下将此事全权交由殿下，许殿下自拟祝文，只需祭祀前呈览即可。”
袁谦眼睛一亮。这倒是意外之喜——自拟祝文，意味着他可以在祭祀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两人又讨论了几个细节，直到子夜时分，张衡才告辞离去。袁谦送走老先生，回到书案前，铺开素绢，提笔沉思。
写什么呢？
他想起曾祖父《治国箴言》里的那句话：“治国如治家，当知轻重缓急。”又想起祖父常说的“仁政爱民”。还想起这些年读的圣贤书，看的各地奏报，处理的民生疾苦。
笔尖落下：“维景和二十五年，岁次丙申，九月丁亥，皇太孙谦谨代天子，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之灵……”
他一字一句地写着，写得很慢。既要符合祭祀的庄重典雅，又要表达对先师的崇敬，还要体现治国理念。写到“兴文教以化民，重实学以强国”时，他想起格物院里那些叮叮当当的声响；写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胡汉一家共太平”时，他想起了河西那些与汉人并肩垦荒的土人青年。
祝文写完时，天边已经泛白。袁谦放下笔，活动了下僵硬的脖颈，看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豪情。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祭祀，这是一次宣告——向天下宣告，帝国重视文教，尊重传统，也面向未来；向朝野宣告，皇太孙已经准备好，承担更重的责任。
第二天清晨，祭孔使团出发了。
队伍很庞大。除了皇太孙的仪仗，还有礼部、太常寺的官员，护卫的禁军，以及太学的几位博士——这是袁谦特意要求的，他说“祭祀先师，当有学子同行，方显传承之意”。
出了洛阳城，沿着官道向东。秋日的原野一片金黄，稻谷熟了，农人们在田里忙碌。袁谦没有坐在马车里，而是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他想亲眼看看，他将来要治理的江山，到底是什么样子。
路过郑州时，有当地官员迎接，想请皇太孙进城歇息。袁谦婉拒了：“行程已定，不便更改。诸位且去忙秋收，不必迎送。”他只让队伍在城外驿站补充粮草，歇息一个时辰便继续上路。
随行的礼部侍郎悄悄对太常寺卿说：“殿下倒是简朴，这一路都不让地方官铺张。”
太常寺卿点头：“是啊。听说在宫里也是这样，衣食住行都从简。有这份心，是百姓之福。”
路上走了七日，第八天午后，远远看见了曲阜的城墙。那城墙不算高，但透着古朴沧桑的气息。城门下，兖州刺史、曲阜县令，以及孔府当代衍圣公孔羡，早已率领地方官员、儒生、百姓在此等候。
袁谦下马，孔羡上前行礼。这位衍圣公四十多岁，儒雅清瘦，眉眼间确有几分圣裔的风范。
“臣孔羡，恭迎皇太孙殿下。”孔羡的声音温和有礼。
袁谦还礼：“衍圣公不必多礼。孤此次代天子祭祀先师，一路劳顿，还望衍圣公及诸位父老多多指教。”
这话说得谦逊，在场众人都暗暗点头。孔羡侧身引路：“殿下请入城。祭祀诸事已备妥，明日辰时正刻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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