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十四年春，洛阳帝国大学（太学）的杏园里，一场不同寻常的辩论正在进行。
杏花刚谢，嫩绿的叶片在春风中舒展。园中石亭里，十几个太学博士和学子围坐，中间站着一个三十出头、面容清癯的年轻博士，正对着挂在亭柱上的一幅图讲解。
“诸位请看，这是韩尚书当年改进的水车图纸。”年轻博士指着图上复杂的齿轮结构，“诸位可知，为何这样的设计能比旧式水车多提三成水？”
亭中一片沉默。这些都是饱读经书的博士，论起《诗》《书》《礼》《易》，可以滔滔不绝说上三天三夜，可面对这工匠图纸，却都有些茫然。
年轻博士姓韩，名衍，字伯通，是已故工部尚书韩暨的侄孙。他祖父韩遂当年跟随韩暨参与了许多工程，父亲韩浩则在工部任职，家学渊源，对器械、水利、建筑都有研究。去年他被聘为太学博士，专门讲授“格物之学”。
“韩博士，这些工匠之事，与我等修习圣贤之道，有何关联？”一位年长的博士忍不住发问。
韩衍转过身，神情认真：“刘博士问得好。在下以为，圣贤之道在济世安民，而济世安民需通万物之理。譬如这水车，若不明齿轮传动、杠杆省力之理，如何能造出？造不出好水车，如何能灌溉更多农田？农田不丰，百姓何以为生？百姓无以为生，圣贤之道岂不成空谈？”
这番话掷地有声，亭中众人陷入了沉思。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学子站起身，向韩衍行了一礼：“学生愚钝，敢问韩博士，这‘格物之学’，与儒家经典所说的‘格物致知’，可是一回事？”
发问的学子名叫诸葛瞻，是已故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子。诸葛亮病逝后，其子诸葛瞻被接到洛阳，在太学读书。这孩子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对新鲜事物尤为好奇。
韩衍眼睛一亮：“诸葛生问到了要害。《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朱子注曰：‘格，至也。物，犹事也。’意思是，要获得真知，就要穷究事物之理。可千百年来，学者多将‘格物’理解为道德修养，而忽略了探究自然万物之理。”
他走到亭边，摘下一片杏叶：“譬如这片叶子，为何是绿色？为何春天发芽，秋天凋落？叶脉为何如此分布？这些若不去探究，岂不辜负了‘格物’二字？”
诸葛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那该如何探究呢？”
“问得好！”韩衍从袖中取出一卷书册，“这是在下整理的《格物初阶》，其中提出探究之法有三：一曰观察，二曰实验，三曰推演。”
他展开书册，指着一页：“譬如探究物体下落。诸位可知，轻重不同的物体，从同一高度下落，哪个先落地？”
“自然是重的先落地。”有人不假思索地回答。
韩衍笑了：“若按常理，确是如此。但在下做过实验——从太学钟楼顶，同时丢下一块石头和一片羽毛，诸位猜如何？”
“石头先落地？”
“错。”韩衍摇头，“在无风时，两者几乎同时落地。若有风，则羽毛飘摇不定，反落后了。”
亭中一片哗然。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常识。
“所以，”韩衍正色道，“若不亲自观察、实验，只凭臆想，往往会得出谬误。圣贤之道固然重要，但若不明自然之理，如何能治国安邦？农时、水利、工筑、医药，哪一样不靠格物之学？”
这场辩论很快在太学传开。有人赞同，认为太学不应只教经学，也应教些实用之学；有人反对，觉得工匠之术是末流，不该登大雅之堂；更多人则好奇观望。
消息传到宫中，袁耀特意召见了韩衍。
“韩博士，你在太学倡格物之学，朕有所耳闻。”袁耀在御书房接见他，态度温和，“说说你的想法。”
韩衍跪奏：“陛下，臣以为，治国如治水，既需道德教化这‘疏’的一面，也需技艺实务这‘导’的一面。如今科举有明算科，选拔算学人才；工部有将作监，汇聚能工巧匠；可太学作为天下学府之首，却只教经学，不教格物，实为缺憾。”
他顿了顿，见皇帝认真倾听，便大胆继续：“臣祖父韩暨当年常言：一器之利，可省万民之力；一法之新，可开万世之利。他改进的水车、织机、漕船，至今仍在造福百姓。可这些技艺，却无专门之学传承，往往靠师徒口耳相传，极易失传。”
袁耀点头：“你说得有理。朕这些年也深有感触——修漕渠要算土方，屯田要懂农时，开海路要知天象……都需要专门学问。你可有具体章程？”
韩衍呈上一卷奏章：“臣拟在太学增设‘格物院’，分设四科：一曰天工科，研究器械制造；二曰农政科，研究农耕水利；三曰医理科，研究医药病理；四曰数理科，研究算术天文。每科招收学子二十人，学制五年，学成后经考核，可入工部、户部、太医院、钦天监等衙门任职。”
袁耀仔细阅读奏章，越看越觉得可行。他想起父亲当年常说的话：打天下靠武将，治天下靠文臣，而兴天下要靠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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