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元年的春日，宫墙内的杏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在太极殿前光洁的广场上，为庄严肃穆的皇宫添了几分柔和的生气。自登基大典和封赏朝会之后，洛阳朝局渐趋平稳，新皇袁耀在太师鲁肃等人的辅佐下，开始有条不紊地处理日常政务。然而，年轻的皇帝心中清楚，仅靠恩赏和延续旧政来维系人心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向朝野展示自己的见识、学识与治国理念，更需要一个持续学习、与重臣深入交流的固定渠道。
这一日朝会结束后，景和帝并未如往常般直接返回御书房批阅奏章，而是留住了鲁肃、张昭、周瑜等几位核心辅臣。
“诸卿留步。”袁耀的声音在空旷的殿中显得格外清晰，“朕近日重温典籍，常感治国之道，深奥无穷。武始年间，父皇虽日理万机，仍常召大儒讲论经史。朕意，当恢复前朝‘经筵’旧制，于宫中定期举行，请翰林学士、饱学鸿儒为朕及诸卿讲解经史要义，探讨治国得失。不知诸卿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几位老臣眼中都闪过异色。恢复经筵？这在新皇登基之初，确实是个不错的信号。既表明了皇帝勤学好问的态度，又能提供一个相对轻松、深入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君臣沟通，凝聚共识。
太师鲁肃首先颔首：“陛下圣虑深远。经筵之设，乃君臣共学、以古鉴今之良法。既可增广圣听，明辨是非，亦可使近臣明晓圣意，同心同德。臣以为可行。”
太傅张昭更是抚须微笑，他本就主管教化，对此举颇为赞赏：“陛下能于政务之暇，不忘问学，实乃国家之福，士林之幸。老臣愿亲自参与，并推荐几位精通经史、品行端方的翰林官及在野名儒，充任讲官。”
太保周瑜也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经筵论道，明理修身，于治国安邦大有裨益。臣虽戎马出身，亦愿恭听圣训，学习古人智慧。”
见三位辅政大臣一致赞同，袁耀心中一定，当即拍板：“既如此，便定下章程。每月逢五、逢十之日（假设每月五次），于文华殿开设经筵。首次便定在三日后。讲官人选、讲论主题，就劳烦太傅与太师一同拟定。届时，在京三品以上文官及诸将军、都督，若无紧急军务，皆需参与听讲。”
消息很快传出。朝野上下反应颇为积极。文臣们觉得这是皇帝重视文治、亲近士人的表现；武将们虽有些觉得“之乎者也”有些头疼，但皇帝和丞相（周瑜）都参加，自然也不敢怠慢。更重要的是，这经筵并非皇帝一人听讲，而是要求重臣参与，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高级官员们一个非正式的议事和交流场合。
三日后，文华殿内布置一新。御座前方设了讲案，殿中两侧摆放了数十张席位。辰时初刻，参与经筵的官员们便已陆续抵达，依品级落座，低声交谈，气氛庄重中带着一丝学术探讨的期待。
景和帝袁耀准时驾临，他今日特意穿了一身较为朴素的常服，未戴繁复的冠冕，以示重学轻礼之意。在御座坐定后，他目光扫过殿中众人，在鲁肃、张昭、周瑜等人身上稍作停留，微微颔首。
首次经筵的主讲官，是张昭亲自推荐的翰林院首席学士，一位年逾六旬、以治《春秋》闻名的老儒，姓郑。主题是“《春秋》大义与治国之道”。
郑学士先是向皇帝及众臣行礼，然后开始讲解。他从《春秋》的“微言大义”说起，引申到为政者当明辨是非、赏罚分明；又结合历代兴衰，论述“礼”与“法”的关系，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重要性。老学士学问扎实，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袁耀听得十分专注，不时微微点头。当郑学士讲到“郑伯克段于鄢”，阐释兄弟阋墙、祸起萧墙的教训时，袁耀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讲论环节过后，是讨论时间。张昭率先发问，就“礼”与“法”的平衡与郑学士进行了深入探讨。鲁肃则从实际政务角度，询问如何将《春秋》中的“义利之辨”应用于当下的赋税、商贸政策。周瑜也提出，治军同样需要“明赏罚、知进退”，与《春秋》精神颇有相通之处。
殿中气氛逐渐热烈。一些原本正襟危坐的官员也开始参与讨论，或补充，或质疑。袁耀多数时间在倾听，偶尔在关键处插言一两句，问题往往能切中要害，显示出他并非全然不懂，而是在借机学习和观察臣下的思路。
首次经筵持续了近两个时辰，直到午时方散。众人退出文华殿时，大多面有得色，觉得受益匪浅，至少，皇帝愿意倾听和讨论的态度，让他们感到安心。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在文华殿一侧不起眼的帷幕后，一位面目普通、身着低级宦官服饰的内侍，始终垂手肃立，仿佛只是殿中一个无声的摆设。他手中并无纸笔，只是微微侧耳，神情专注地聆听着殿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讨论的细节。直到经筵完全结束，众人散尽，他才悄无声息地从侧门退出，快步向宫外走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