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袁术的强力支持和史馆学者们的坚持下，修史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在洛阳城东北角，一处较为僻静、原属于某处旧官署的院落被修缮一新，挂上了“史馆”的匾额。院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正是潜心着述的好地方。
杜袭、周生烈等人带着挑选出来的精干人员，很快投入了浩繁的工作。他们首先从整理、分类现有的档案开始，堆积如山的竹简、木牍和部分早期的纸张文档被小心地搬运至史馆。学者们埋首于故纸堆中，仔细甄别、校对，常常为了一个时间、一个人名、一件事的细节而争论不休，务必考证清楚。
偶尔，史馆也会迎来特殊的“访客”。鲁肃曾应约前来，在独立的静室内，与周生烈长谈半日，回忆当年袁术初至江东，与自己“榻上策”定立基业的详细情景，包括当时的顾虑、双方的言辞，皆不隐晦。一位退役的淮南老兵，也被请来，讲述早年军中之艰苦，以及陛下如何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细节。
袁术本人，甚至亲自审阅过史馆呈送的部分初稿提纲。当他看到编修者计划如实记录他当年在寿春因缺粮而焦虑、甚至一度想向刘表求援的窘迫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随侍的太子袁耀说：“耀儿，你看，这就是真实。为君者并非万能，亦有困顿之时。重要的是，如何于困顿中寻得出路，而非掩饰困顿本身。”
袁耀看着父皇坦然的态度，若有所思。
史馆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那沙沙的书写声，与窗外飘落的雪花仿佛融为一体，冷静而执着地记录着这个新生帝国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岁月。这些带着墨香的文字，将不仅仅是权力的注脚，更是留给未来的一面真实而清晰的镜子。袁术知道，确立仲朝的法统，不仅仅依靠武力与制度，更需要这秉笔直书的史册，来承载历史的重量，昭示创业的艰难与治国的得失。这《仲朝实录》的编修，本身便是“武始之治”在文化层面留下的又一坚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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