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轩想去看看，他站在门口敲了十分钟的门，里面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她在里面——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是客厅的灯，她开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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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时候，门开了。
蓝故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牛仔裤，头发扎起来，脸上没有化妆，眼睛是肿的，嘴唇是干的。
她看着站在门口正准备再敲一次门的周景轩，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我没事，”她说，“我要卖房子。”
周景轩愣了一下。
“什么？”
“这套房子，”蓝故宜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那间她住了两年的房子，程辞怀的拖鞋还摆在玄关，他的警服外套还搭在沙发上，那杯他喝了一半的茶还放在茶几上，杯壁上的唇印已经干了，“我要卖掉。”
周景轩看着她，没有问为什么。
他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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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卖得很快。
蓝故宜没有还价，买家出的价比市场价低了一些，她二话没说就签了合同。
中介以为她急着用钱，问她要不要再等等，她说不用。
办手续的那天，她把钥匙交出去的时候看着玄关，鞋柜上还摆着程辞怀的拖鞋，她没带走，留给下一个人了。
那件警服外套她带走了，还有那杯茶，她把茶杯洗干净了，杯壁上的唇印没了，干干净净的，像是从来没有人喝过那杯茶。
她把房子里的东西整理成了三堆——一堆卖掉，一堆捐掉，一堆留下。
留下的那堆不多：几本相册，程辞怀的警帽，杨慕心送她的一个马克杯，上面印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杨慕心去年生日的时候送的。
她把那几样东西装进一个行李箱，箱子不大，二十寸的，登机箱的大小。
她把行李箱立在玄关，拿出手机，给周景轩发了一条消息：
“我走了。”
周景轩秒回：“走去哪？”
“去很多地方。”
“什么意思？”
蓝故宜没有再回。
她把手机收起来，拉着行李箱走出门，锁好，钥匙投进信箱里，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响了一下，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她先去了老城区。
春晖路的那片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楼拆了，地平整了，围挡上贴着城市规划的效果图——这里要建一个社区公园，有草坪，有花坛，有健身器材，还有一个供儿童玩耍的沙坑。效果图的右下角写着“预计2023年竣工”。
蓝故宜站在围挡外面，看着那片空地。
地上铺着绿色的防尘网，风吹起来的时候，防尘网的边角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黄土。
她站在那里，从口袋里掏出相机——一台老式的胶片机，是程辞怀送她的，他说“你拍照片，我抓坏人，我们都是在记录这个世界”。
她举起相机，对着那片空地按了一下快门。
快门声咔嚓一下，很轻，很快。
然后她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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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了西藏。
程辞怀说过，等他退休了要去西藏看看，说那里天很蓝，云很低，空气很干净，不像菱城，天总是灰蒙蒙的。
蓝故宜替他去了。
她坐火车去的，青藏线，四十八个小时，硬卧。
车厢里很挤，人很多，空气里混着泡面和酥油茶的味道。
她睡在中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趴在那里看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知道外面是可可西里，是无人区，是藏羚羊奔跑的地方。
她举起相机，对着窗外的黑暗按了一下快门。照片洗出来之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黑。
但那是程辞怀想看的地方，她替他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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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去了青海。
杨慕心说过，她小时候在青海长大，后来才搬到菱城。
她说青海湖的水很蓝，蓝得不像真的，像有人往水里倒了一整瓶的蓝色颜料。
她说她很久没回去了，不知道青海湖现在是什么样子。
蓝故宜替她去了。
七月的时候青海湖的油菜花开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色，铺到天边，和蓝色的湖水撞在一起，像一幅颜色太过鲜艳的画。
她站在湖边，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飞起来，打在脸上，有点疼。
她举起相机，拍了一张湖水的照片——蓝的，很蓝，蓝得不像真的。
她把照片洗出来，夹在相册里，旁边写着一行字：“青海湖，杨慕心小时候看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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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再后来去了敦煌。
程辞怀说过，他想看莫高窟，说那些壁画在那里站了一千多年了，人一辈子才几十年，应该去看看比自己老得多的东西。
她去了，在莫高窟外面排了三个小时的队，进去看了十五分钟。
洞窟里很暗，不能拍照，她就站在那里看，看那些壁画上的颜色已经斑驳了，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里面的泥胎。
飞天的手臂断了一截，但姿势还是飞的。
出来之后她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莫高窟的外景，土黄色的崖壁，密密麻麻的洞窟，像一栋被时间掏空了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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