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飞之所以坚决不走收编土匪的路子，并不是他看不起土匪，也不是不想快速扩军，而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没有八路军那样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收编土匪，并且在短时间内将这些土匪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因为他们从1928年开始，就不断建设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经过多年的积累，在这方面可谓是人才济济、经验十足。
当年长征过来的任何一个红军战士，拿出来就是一个合格，而且能力强悍的政工思想干部。
能够深入土匪队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唤醒他们的家国情怀，规范他们的行为，将他们彻底改造成为为人民而战、为国家而战的战士。
而宋剑飞的苏鲁抗日军，发展时间尚短，根本没有这样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改造土匪。
如果贸然收编土匪，不能够彻底将他们改造成真正的军队，不能够根除他们身上的匪气和恶习，那么这些人，不仅不能成为打击日寇的力量，反而会成为军队的隐患，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甚至会败坏军队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给整个根据地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所以，宋剑飞只能选择最稳妥、最踏实的路子——从百姓中招募士兵。
他始终认为，百姓是军队的根基，从百姓中招募的士兵，大多淳朴善良，有家国情怀，有守护家园、为亲人报仇的决心。
只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能成为合格的战士，而且他们出身百姓，能够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不会轻易沾染恶习，能够很好地维护军队的风气和形象。
可宋剑飞也清楚，不管在什么时候，当兵都不是一个普通良家百姓的最优选择。
当兵就要上战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就要远离家人，即便他把当兵抗日、守护家园的道理说得天花乱坠，依旧有很多百姓不愿意走入军队，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不过，现在他们也有一个唯一的优势——经过了日军的两次大规模扫荡，山东的百姓遭受了沉重的伤亡，很多家庭都失去了亲人，被日军残害的痛苦，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百姓的心中。因此，仇恨鬼子、想要为亲人报仇的朴素思想，在农村百姓中普遍存在，这也让招兵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即便如此，招兵的速度，依旧没有达到宋剑飞的预期。到了2月初的时候，各地招募的新兵，加起来也仅仅只有2万人，和计划中的5万新兵，相差甚远，距离年底扩充到10万正规军的目标，更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宋剑飞心中十分焦急，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他绝对不能像国民党那样，靠抓壮丁的方式来扩充军队——抓壮丁招募来的士兵，大多心怀不满，没有战斗意愿，也没有家国情怀，战斗力低下，而且这种方式，会严重败坏苏鲁抗日军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失去百姓的支持，这是宋剑飞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要放弃扩军的目标吗？当然不能。宋剑飞苦苦思索，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即将爆发的百年大旱所产生的流民身上。他清楚地知道，一旦百年大旱降临，土地龟裂、颗粒无收，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为了活下去，必然会有很多人愿意参军，这无疑会给他们的招兵工作，带来难得的机会。
但宋剑飞也清楚，流民的涌入，既是机会，也是巨大的挑战。大量流民的到来，虽然能够为招兵提供充足的人员，加快扩军速度，但也会在经济上，尤其是粮食供应上，给根据地带来更大的压力。一旦粮食储备不足，不仅无法安置流民，无法顺利招兵，甚至可能引发饥荒，动摇根据地的根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剑飞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全部交给李沛然和其他各级干部负责，他自己，则要亲自去一趟南方。
南方受旱灾的影响相对较小，粮食产量相对充足，他要亲自前往南方，采购大批的粮食，运回根据地储备起来，一方面为即将到来的旱灾和流民安置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为扩军工作提供充足的粮食保障，确保招兵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同时也能保障根据地百姓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平稳度过1942年这最艰难的一年。
做出决定后，宋剑飞立刻召集李沛然和核心干部，交代了后续的工作安排，反复叮嘱李沛然，一定要坚持做好抗旱筹备工作，不能因为百姓的抵触而松懈，同时也要兼顾好地方建设和民生保障；叮嘱军队干部，继续抓紧招兵工作，严格把控新兵质量，加强新兵训练，不能急于求成。
李沛然虽然担心宋剑飞的安全，知道南方局势复杂，路途遥远，而且日军在南方也有大量的据点，出行十分危险，但她也清楚，采购粮食这件事，至关重要，关乎到根据地的安危和1942年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她没有阻拦，只是反复叮嘱宋剑飞，一定要注意安全，遇事谨慎，早日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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