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谁手里?”
“在某个人的家里。”叶尘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个人去年查出肺癌晚期,今年三月刚走。我师兄说,他是做水质监测的老技术员,干了三十年,亲眼看着西湖从好变坏,再从坏变成‘好’。他临终前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我师兄,说了一句话——‘湖底的东西,迟早要翻上来的。’”
茶室里很安静。隔壁桌有人在讨论明天的天气,有人在说某个网红店的蛋糕很好吃。没有人知道,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四月午后,有两个年轻人坐在断桥边的茶室里,手里捏着一份足以让这座城市难堪的秘密。
“陈默,”叶尘重新戴上眼镜,声音恢复了那种让人安心的冷静,“我有个计划。不是发一篇报道那么简单,那种东西活不过三天。我们需要证据链,需要时间线,需要让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数字都能被第三方验证。我已经联系了一个在北京做环境法研究的学姐,她愿意帮忙。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最好是今年的,新鲜的。”
“今年投放还没开始,”我说,“官方说的日期是4月9号到12号。”
“那就是下周。”叶尘站起来,把信封收进背包里,“投放前后,荷花种植区的底泥重金属含量会有一个明显的跃升。如果我们能在投放前采集一次样本,投放后再采集一次,做个对比——”
“你要我去偷底泥?”
“不是偷,是采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他紧张时才会有的表情,“合法的科学研究。我认识浙大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可以给我们开具科研采样证明。只要我们不进入警戒区域,在周边水域采样,完全是合法的。”
窗外,一辆洒水车缓缓驶过北山街,叮叮当当的电子乐飘进茶室。我看着那些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突然想起了那个工作人员的眼神——疲惫的、逃避的、像溺水者最后一眼看这个世界时的目光。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湖底那些正在腐烂的根系,那些不断累积的重金属,那个临终前还在惦记着“湖底的东西”的老技术员——他们都想说什么,但没有人听。
现在,有人在听了。
“4月9号,”我对叶尘说,“投放第一天。我们去采样。”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便携式pH计和几根采样管,在桌上摆成一排。那些透明的小管子安静地躺在木桌面上,像一排等待填满的墓碑。
“陈默,”他突然说,“你觉得西湖的荷花为什么是红色的?”
我愣了一下。“品种原因吧?”
“不对。”他的目光落在那些采样管上,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是因为吸收了太多的重金属。某些重金属离子会让植物的花青素变色,铅让红色更艳,镉让粉色更深。现在的西湖荷花,比三十年前的更红、更艳、更美。美得不正常。”
我想起那些七月西湖边的照片,铺天盖地的荷花开得肆无忌惮,像一团团燃烧的火。游客们惊叹、拍照、发朋友圈,说这是“人间绝景”。没有人知道,这惊心动魄的红色,是重金属在花茎里奔涌的颜色。是根系在毒素中挣扎的颜色。是一具即将溺亡的躯体,用最后的力气绽放出的回光返照。
“走吧。”我把采样管装进包里,站起来。
茶室的服务员过来结账,递上账单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脸色太难看了。我给了她一张五十的,说不用找了。
她笑着道谢,转身走向下一桌客人。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瞬间,我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上面系着一个小小的荷花形状的挂坠。瓷白的,很小,很精致。
“这挂坠挺好看的。”我说。
她低头看了看手腕,笑了。“西湖文创店买的,今年荷花节的限量款。好看吧?”
好看。
当然好看。
所有的东西都好看极了。
我和叶尘走出茶室,站在断桥边。四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远山如黛,游船如织。一切都像一幅画,一幅被精心修饰过的、完美无瑕的画。
但我知道,水底下有东西在腐烂。
那些东西迟早会翻上来的。
而我和叶尘,不过是提前听到了湖底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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