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醒了。
我的床单被汗水浸透了，枕头掉在地上，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被角，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我的嘴里有一股铁锈味——我咬破了舌尖。
我转头看闹钟。凌晨三点二十三分。
手机屏幕亮着，一条未读消息，来自钟叔。
“你是不是没删？”
我没有回复。我拿起手机，翻到钟叔的号码，拨了过去。
响了很久，然后接通了。
“你——你梦到了。”钟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不是问句，是陈述句。他的声音在颤抖，这个在山里守了四十年的老护林员，这个见过野猪、见过黑熊、见过毒蛇和山洪的老汉，他的声音在颤抖。
“那是什么？”我问。我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告诉过你。它要出来了。”
“它是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以为信号断了，正要挂断的时候，钟叔说话了。
“我见过它。不是在那天晚上用手电筒照到鸟的那次。是更早之前。1982年，我刚上山的时候，老护林员带我去巡山，走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山谷。那个山谷的溪水是黑的，不是脏的黑，是……像是有人在溪水里掺了墨汁，但水本身还是清的。你能看到水底的石头，但石头是黑的，水草是黑的，连水里的小鱼都是黑的。”
“老护林员不让我靠近。他说那是‘门槛’。他说有些地方是薄的，地壳薄，时间薄，现实薄。那些薄的地方，就是门槛。那些东西就睡在门槛的另一边。有些鸟，有些兽，有些虫子，它们是门的钥匙。它们的叫声，它们的行踪，它们的粪便和羽毛，都在给那边的世界传递信息。”
“他说，一旦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哪怕只是一条缝——那些东西就能看到这边。它们不着急过来。它们有的是时间。它们会等。等一个人，等一个合适的人，等一个打开了门的人。然后它们会跟着那个人回家。住进那个人的照片里，住进那个人的相机里，住进那个人的梦里。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直到那个人自己变成一道门。”
“然后它们就过来了。”
我挂了电话。
我走到电脑前，打开加密文件夹，选中那五张照片，按下删除键。
回收站清空。
我拔出存储卡，用打火机点燃了它。塑料在火焰中扭曲、熔化、发出刺鼻的气味。我看着那张小小的卡片变成一团黑色的残渣，然后用剪刀把残渣剪碎，冲进马桶里。
我回到卧室，打开所有的灯。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所有的灯。我把相机从防潮箱里取出来，用湿纸巾擦拭每一个缝隙，擦拭镜头、机身、电池仓、卡槽。我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湿纸巾被磨破了，直到我的手指被清洁剂泡得发白。
然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着所有的灯，等着天亮。
窗外的天空从黑色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从灰白变成鱼肚白。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的时候，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觉得一切可能真的结束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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