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I检查比CT更令人窒息。
我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管道里，周围是机器运行时震耳欲聋的敲击声。每一次脉冲都像是直接敲打在我的头骨上。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自己在别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是这里。
但即使在想象中，我也无法逃脱。我想起两周前开始的那些轻微头痛，当时以为是工作压力。想起十天前我突然对冷饮产生的厌恶——我曾以为那只是暂时的口味改变。想起一周前我开始在夜里无意识地磨牙，陈默还开玩笑说我像只仓鼠。
所有这些零散的症状，现在都有了可怕的意义。
检查结束后，神经外科的刘医生召见我们。他的办公室比王医生的更宽敞，墙上挂着学位证书和各种大脑模型。刘医生本人看起来五十多岁，有一双异常稳定的手。
“MRI结果确认了。”他开门见山，将影像贴在灯箱上，“你们看这里，右额叶，靠近运动皮层区域。这个线状结构是活的，我们可以从连续扫描中看到它的移动。”
我看着那个白色的小影子，它像一个扭曲的逗号，蜷缩在我大脑的沟回中。我的大脑，那个承载了我所有记忆、思想和人格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寄生生物的宿主。
“它...在动？”陈默的声音干涩。
“非常缓慢，但确实在动。”刘医生用笔尖指着，“从第一次CT到MRI，它移动了大约2毫米。这就是为什么潇潇女士的症状在变化。”
“它会去哪儿？”我问，声音比我预期的要平静。
“不确定。寄生虫没有方向感，它只是...游荡。如果它进入关键区域，比如语言中枢或视觉皮层，可能会导致失语或失明。”刘医生停顿了一下，“所以我们需要尽快手术。”
“手术风险呢？”陈默问出了我们都害怕的问题。
刘医生坐下来，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任何脑部手术都有风险。这个位置比较棘手，因为靠近运动皮层，控制着左侧身体的运动。手术中稍有差池，可能导致左侧肢体瘫痪。”
一阵沉默。
“如果不手术呢？”我问。
“寄生虫会继续移动，造成更多炎症和损伤。可能导致癫痫、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如果它进入脑室系统，可能引起致命的脑膜炎。”刘医生的目光直接而诚实，“手术是唯一的选择。”
陈默握紧了我的手。“成功率呢？”
“取出完整寄生虫的成功率在70%左右。但即使成功，也可能留下一些神经功能缺损，取决于寄生虫造成的损伤程度。”刘医生转向我，“潇潇女士，决定权在你。但我的建议是尽快手术。”
我看着灯箱上那个白色的小影子。它看起来如此微小，几乎无害。但它正在我的大脑中，占据着我的一部分。我的恐惧、我的厌恶、我想要摆脱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几乎像是另一种入侵。
“我同意手术。”我说。
陈默的肩膀松弛了一点点，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害怕。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这三天里，我请了病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陈默也请假陪我，但他显得焦躁不安，总是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或者不停地查看关于曼氏裂头蚴的资料。
“你看这个案例，”一天晚上，他对我说，眼睛盯着平板电脑屏幕，“有人感染了十年都不知道，直到癫痫发作才被发现。”
“别看了。”我轻声说。
“但这个医生说，如果早期发现，预后会好很多。”他继续滑动屏幕，“我们应该更早注意到症状的，我应该更早带你去医院的——”
“陈默。”我打断他，“停下。”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我只是...我需要知道所有可能性。”
“你查得越多，越害怕。”我走到他身边，拿走平板电脑，“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手术。”
他抱住我，抱得很紧。“我不能失去你，潇潇。不能。”
我也回抱他，但感觉自己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坚强的、冷静的病人。实际上，我的内心充满了无声的尖叫。每次我感到头皮发麻，或者眼球不自主地转动，我都会想：是它在动吗？它现在在哪儿？
手术前一晚，我几乎没睡。陈默躺在旁边，呼吸均匀，但我知道他也醒着。凌晨四点，我轻声说：“我害怕。”
“我知道。”他在黑暗中回答。
“不是害怕手术。”我说，“是害怕...之后的我可能不一样了。如果手术损伤了什么，如果我不再是...”
“你还是你。”他转过身面对我，“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是潇潇。”
但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那个寄生虫不只是占据了我的大脑空间，它可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最近我突然对生肉的味道产生兴趣，昨天经过一家日料店时，我发现自己盯着橱窗里的生鱼片，唾液分泌异常增多。这是正常的食欲，还是它的影响？
早晨六点，我们出发去医院。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未干的水泥。办理入院手续时，护士给我的手腕系上识别带，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颅内寄生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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