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上午九点发布的。
十点，阅读量破十万。
十一点，被多家媒体转载。
十二点，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三，“#明星地板普通人天花板#”话题下讨论量激增。
编辑部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老刘接了几个，脸色越来越凝重。
“小陈，过来一下。”他招手叫我进会议室。
“杨岚的工作室发来律师函了。”老刘把打印出来的文件推到我面前，“说我们文章‘歪曲事实、恶意诽谤、侵犯名誉权’，要求立刻撤稿道歉，否则起诉。”
我扫了一眼律师函，冷笑：“他们敢起诉才好呢，正好让法庭来判断什么是事实。”
“别天真了。”老刘叹气，“他们不是为了赢官司，是为了制造压力。华影传媒是我们杂志最大的广告客户之一，刚才市场部来电话，说华影要暂停下半年的广告合作。”
我心里一沉：“多少钱？”
“三百万。”老刘摘下眼镜揉着鼻梁，“老板很生气。”
“所以我们要撤稿？”
“我没这么说。”老刘重新戴上眼镜，“但你需要知道后果。还有，你看看这个。”
他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条私信：“陈记者，文章写得好，但小心惹火上身。有些人你惹不起。”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半小时前。匿名账号，查不到来源。”
“威胁而已。”我故作轻松，“干记者这行，哪天没几个威胁？”
老刘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你是我带过最有天赋的记者，但也最不让人省心。这几天注意安全，下班别一个人走。”
下午，事态进一步发酵。杨岚本人发微博回应：“感谢某记者对我家庭的关心。但我必须指出，文章断章取义，曲解我的本意。我始终关心年轻人困境，但不同阶层有不同生活标准也是事实。希望媒体工作者能客观公正，而非煽动对立。”
她的粉丝开始涌入我的微博，评论从理性讨论迅速升级为人身攻击：
“你就是仇富！”
“自己没本事赚不到钱，还怪别人过得好？”
“记者月薪多少啊？有资格评论年入四十万的生活？”
“人肉他！看看这个正义使者自己多清高！”
我关掉评论，继续工作。但老刘的警告在我脑中回响。傍晚六点，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
“陈默记者吗？”一个低沉的男声。
“是我，您哪位？”
“你的文章很有意思。”对方轻笑，“但有些事，不该说的别说。杨女士的生活标准，轮不到你来评判。”
“你是谁？”我握紧手机。
“一个建议你撤稿的人。为了你自己好，也为了你在老家的父母好。”
我的血液瞬间冰凉：“你什么意思？”
“你母亲叫王秀英，六十二岁，住在湖北黄冈市红安县胜利街34号，对吧？父亲陈建国，有高血压，每天早上去人民公园打太极拳。”
“你敢——”我几乎吼出来。
电话已经挂断。
我站在编辑部中央，浑身发冷。七年记者生涯，我不是第一次被威胁，但这么精准地提到我父母，是第一次。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
“妈，你和爸这几天注意安全，别给陌生人开门。”
“怎么了默默？工作出问题了？”母亲的声音充满担忧。
“没事，就是最近诈骗电话多，提醒你们一下。”我强装镇定，“我过年就回去看你们。”
挂掉电话，我坐在工位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北京华灯初上，这座城市有2000多万人，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轨道上，有些人活在云端，有些人活在尘埃。我的文章试图搭建一座桥梁，连接这两个世界，但现在看来，有些人根本不想让这两个世界有交集。
接下来的三天，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先是总编找我谈话，委婉地建议我“休假一段时间”。然后是房东打电话，说有人问起我的情况，他不得已透露了我的一些信息。最诡异的是，我发现下班时似乎有人跟踪——一辆黑色轿车连续两天出现在地铁站附近，我进站它才开走。
第三天晚上，我决定直面恐惧。我没有直接回出租屋，而是在小区附近绕了几圈，最终躲进一家24小时便利店。透过玻璃窗，我看到那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停在马路对面。
车上下来两个人，穿着深色夹克，朝我的公寓楼走去。
我屏住呼吸，等他们进入楼内，才从便利店后门溜走。那晚我在一家廉价旅馆过夜，彻夜未眠。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也许一切只是巧合？也许那两个人只是来找其他住户的？
但凌晨两点，我的手机震动，收到一条彩信。照片里是我的出租屋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发信人是未知号码，附言：“礼物。”
我放大照片，隐约看到塑料袋里有东西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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