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应。
我伸手推了推她的肩膀。她的身体随着我的动作微微晃动，却没有任何反应。我的手移到她的鼻子下方——没有呼吸。我又摸向她的手腕——没有脉搏。
世界在那一瞬间彻底寂静了。
我站在原地，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甚至无法呼吸。时间停滞，空间扭曲，只有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还在转动，滴答，滴答，滴答，每一声都像锤子敲打在我冻结的心脏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有几个世纪，我终于拿起手机，拨打了120。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平稳得可怕：“我妈妈没有呼吸了，地址是...”
救护车来了，医护人员迅速将妈妈抬上担架。在车上，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不断做着心肺复苏，汗水从她的额头渗出。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像一个旁观者看着别人的悲剧。
到达医院，妈妈被直接推进抢救室。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待判决。墙壁是浅绿色的，上面有细微的裂纹，像一张张扭曲的面孔。空气中有消毒水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苦涩气味。
一小时后，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很抱歉，急性心力衰竭。我们尽力了。”
我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医生惊讶地看着我，也许他预期的是哭喊、崩溃、质问，而不是这样平静的接受。他不知道，我的情感系统已经在这二十二天里被彻底摧毁，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废墟。
妈妈的后事需要处理，但我没有亲戚可以依靠。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外公外婆远在南方且年事已高，唯一的姑姑在国外，一时无法回来。我独自办理着所有手续，像一个机器人执行着预设的程序：死亡证明、殡仪馆联系、墓地选择...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我却感觉不到疼痛。
2026年1月5日，妈妈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空荡荡的家里。父母的卧室门敞开着，床铺整洁得如同无人使用过。客厅里，爸爸的拖鞋还放在门口，妈妈织了一半的毛衣还放在沙发上。这个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家，现在像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演员却已全部离场。
凌晨两点，我无法入睡。我起身，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动。经过储物间时，我看到角落里的一个纸箱，里面是去年春节剩下的鞭炮。爸爸总是抱怨现在城市里不能放鞭炮，少了年味。他说，在他们乡下老家，鞭炮声能驱走一年的晦气，迎来新的希望。
一个念头毫无预兆地闯入我的脑海。
凌晨三点，我抱着那箱鞭炮下了楼。小区里一片寂静，只有几盏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我走到小区中央的空地上，打开纸箱，取出一串长长的红鞭炮。按照爸爸教过的方法，我小心地将它展开，找到引信。
我的手指在寒风中颤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正在我体内苏醒。这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绝望，而是所有这些情绪的混合物，像岩浆一样在我胸腔中翻涌，寻找出口。
我拿出打火机，蓝色的火苗在夜色中跳跃。我深吸一口气，将火苗凑近引信。
嘶——
引信被点燃，迸发出细小的火花。我后退几步，捂住耳朵。
紧接着，寂静的夜空被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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