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了圣诞夜的宁静，红蓝灯光透过窗户在客厅墙壁上交替闪烁，像某种怪诞的节日彩灯。医护人员冲进卧室时，陈默已经昏厥，床单浸透深红，他的脸色在闪烁的灯光下如同蜡像。
“发生了什么？”一个年轻的医护人员一边进行紧急处理，一边问我。
“意外。”我说，声音平稳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他在厨房摔倒了，刚好摔在料理剪刀上。”
我说这话时，手里还握着那对铃铛。血已经凝固，在铃铛表面形成暗红色的纹路。
医护人员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再追问。他们忙着止血、包扎、将陈默抬上担架。一个年长些的医生走到我面前：“夫人，您需要跟我们去医院。另外，警方可能也会来问话，这是......这种伤口的例行程序。”
我点点头，走进浴室洗手。温水冲过手指，稀释的血水呈淡粉色流入排水口。我仔细搓洗每一根手指，直到皮肤发红。抬头看镜中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睛却异常明亮，像两颗黑曜石。
镜子边缘贴着一张照片，是我和陈默去年圣诞在滑雪场的合影。我们俩都笑得灿烂，他的手臂环绕着我，雪花落在我们头发上。那时我以为，这样的圣诞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将照片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医院走廊弥漫着消毒水和焦虑混合的气味。我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塑料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端正。那对铃铛放在我的挎包里，偶尔会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像在提醒我它们的存在。
凌晨三点，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口罩拉在下巴上，表情复杂。
“陈太太，您丈夫的情况稳定了。”他停顿了一下，“但是......组织损伤严重，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功能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他还能活吗？”我问。
医生愣了一下：“当然，生命没有危险。只是......”
“那就好。”我打断他。
医生欲言又止，最终点点头离开了。我站起来，走向陈默的病房。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我看见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脸色惨白如纸。麻药还没完全过去，他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没有进去，转身离开了医院。
外面的雪停了，街道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圣诞装饰还在闪烁，但街上空无一人，狂欢已经结束，剩下一地寂静。我步行回家，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
到家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客厅一片狼藉：未吃完的圣诞晚餐还摆在桌上，烛泪凝固在烛台上，圣诞树的灯光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卧室的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染血的床单和地板上医护人员匆忙中留下的纱布、手套。
我开始打扫。
先清理卧室。床单、被套、枕头全部装进黑色垃圾袋。地板用漂白剂擦了三次，直到闻不到一丝血腥味。剪刀已经作为“证物”被警方带走，但铃铛还在我的包里。我拿出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水流冲走血渍，银器重现光泽，只是内部的血迹已经渗入细微纹理，留下永久的暗红痕迹。
我把铃铛放回天鹅绒盒子，塞进衣柜最深处。
然后整理客厅。倒掉冷掉的食物，清洗餐具，擦净餐桌。圣诞树下，我给陈默准备的礼物还静静地躺着——一条我亲手织的围巾，深灰色，他最喜欢的颜色。去年他说脖子总是冷，于是我学了针织。
我将礼物连同包装纸一起扔进垃圾袋。
做完这一切，天已大亮。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干净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房间整洁如初，仿佛昨晚什么也没发生。只有床上空荡荡的床垫，提醒着我缺失了什么。
门铃响了。
两名警察站在门外，一男一女，表情严肃。
“陈太太？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女警出示证件，“关于您丈夫昨晚的意外，有几个问题需要询问您。”
我让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在沙发上。
询问持续了一个小时。我重复了那个故事：陈默深夜去厨房找水喝，脚滑摔倒，碰巧摔在料理剪刀上。我说得很平静，细节清晰，没有矛盾。我说我当时在卧室睡觉，被他的惨叫声惊醒。
“剪刀怎么会放在那种位置？”男警问。
“我在准备圣诞晚餐，用完忘记收好了。”我说，“是我的疏忽。”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您丈夫有告诉过您，他最近有什么......困扰吗？”女警试探性地问。
“工作压力大吧。”我说，“他经常加班。”
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关于我们的婚姻状况，关于经济情况，关于是否有争吵。我一一回答，语气平和。最后，他们站起身。
“暂时就这些，陈太太。”女警说，“如果有需要，我们可能还会联系您。另外，您丈夫醒来后，我们也会询问他。”
“当然。”我送他们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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