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斯的阳光刺眼而直接，像探照灯般炙烤着弗里曼特尔港。我站在“发现者号”考察船的甲板上，望着起重机将最新一代的自主水下航行器缓缓吊起。那银灰色的流线型机身反射着南半球强烈的阳光，像一头沉睡的金属鲸鱼。
“它的侧扫声呐分辨率可以达到五厘米。”一个年轻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身，看到一位穿着橙色工作服、约莫三十岁的女性，她伸出手，“莉娜·陈，海洋无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我们之前通过视频会议见过。”
我握住她的手：“陈默。我们同姓。”
“五百年前是一家。”她微笑，但眼神里有一种技术专家特有的锐利，“这是我参与过的第六次大型深海搜索。每次下水前，我都会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这次我们会找到什么？或者说...我们准备好面对可能找到的东西了吗？”
这个问题在空气中悬停片刻。甲板上的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检查，口令声和金属碰撞声交织成忙碌的交响。
“数据流已经接通。”控制室传来报告。
莉娜领我走进舰桥改造成的任务控制中心。墙上并列着八块大屏幕，显示着海底地形图、航行器状态、声呐参数和实时视频流。技术人员戴着耳机，盯着各自面前的显示器，整个房间充满了低频的电子嗡鸣。
“这是我们在过去三个月里建立的模型。”莉娜调出一张复杂的3D图像，“基于过去十一年搜集的所有数据——卫星握手信号、洋流模型、碎片漂流分析、声学探测记录——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最高概率区域。”
屏幕上，印度洋南部的一片海域被红色高亮，形状像一只伸开的手，指向更深的南方。
“我们之前搜索了十二万平方公里，”莉娜继续说，“这次新增区域只有两万，但深度更大，地形更复杂。有些海沟的深度超过六千米，压力是海平面的六百倍。”
我看着那团红色，它像伤口，又像某种活体，在屏幕上缓缓脉动。239个生命，一架200吨的飞机，就在这片虚拟的红色下方某处，沉默地等待着被找到，或者永远沉默。
“陈先生，”一个技术人员转过头，“有您的加密通讯请求。”
我走进隔壁的小会议室，关上门。屏幕上是史密斯严肃的脸。
“梁教授醒了。”他开门见山，“他提供了一个坐标：39.0825°S, 93.5874°E。”
我迅速记下：“在原搜索区西南约80海里处。为什么之前没有重点排查？”
“因为那个坐标不属于任何卫星握手弧线范围，”史密斯说，“但梁教授坚持说，他在2016年分析原始卫星数据时，发现一个‘幽灵信号’——只有一次，持续时间0.8秒，几乎被当作噪音过滤掉了。当时他认为可能是设备故障或空间碎片反射。”
“现在他改变了看法？”
“他说他重新检查了笔记，发现那个信号的特征与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ACARS）关闭前的最后一次传输有‘奇怪的相似性’。”史密斯停顿了一下，“更关键的是，他回忆起当时有一位高级技术人员坚持要删除那段数据，理由是‘存储空间不足’。”
“那位技术人员是谁？”
“已于2018年因车祸去世。”史密斯的声音毫无波澜，“巧合的是，他的车祸发生在向国际调查组提交证词的前一周。”
我靠在椅背上，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十一年来，这样的“巧合”太多了。关键证人意外死亡，数据莫名丢失，证据链断裂...MH370调查史读起来像一本蹩脚的惊悚小说，只是其中的悲剧真实得令人窒息。
“还有一件事，”史密斯压低声音，“我们追踪了上次会议后试图监视你的人。车辆是租用的，使用伪造证件。但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样东西。”
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一个普通的黑色U盘，但外壳上刻着一个徽章——三个交叠的圆环，中心是一个抽象的飞机轮廓。
“我从未见过这个标志。”我说。
“我们也没有。但U盘里的内容...你自己看吧。文件已加密发送到你的安全设备。”
通话结束后，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加密平板。文件包里有两个文件夹：第一个标注“2009-2014”，第二个标注“后事件”。
我点开第一个。里面是数十份技术文档、邮件截屏和会议记录，时间跨度从2009年到2014年3月。快速浏览后，我意识到这些都与波音777的卫星通信系统升级有关。具体来说，是一种名为“ACARS over IP”的新协议测试，该协议允许飞机通过互联网协议传输数据，而非传统的无线电或卫星电话链路。
一份2012年的内部备忘录引起了我的注意：“...测试显示，在特定条件下，ACARS over IP系统可能创建‘影子连接’，即使主系统关闭，仍能维持低带宽数据流，持续时间不超过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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