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交警队，我将老人安置在询问室，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双手捧着一次性纸杯，依旧沉默，热水蒸腾起的白气掠过他沟壑纵横的脸，却带不来一丝生气。
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深入查询他的信息。驾驶证上的名字叫李贵泉，出生日期是1950年。照片比对，虽然苍老了许多，但确实是本人。车辆登记信息也正常，就是这辆2003年产的桑塔纳，年检竟然……显示合格？就在上个月刚过的年检！
这怎么可能？279条未处理违章，其中大部分是闯红灯，系统怎么可能允许这辆车通过年检？我以为是系统延迟或错误，反复刷新，结果依旧。年检合格的绿色标记刺眼地显示在屏幕上。一股寒意再次爬上我的后背。这不合逻辑，除非……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绕过了系统的规则。
我调出详细的违章记录，一条条往下看。时间跨度长达三年。最初的一年，违章记录很少，偶尔超速或不按规定停车。真正的变化，是从两年前开始的。第一条闯红灯记录，出现在2023年10月中旬的一个雨夜，地点是城西的旧桥路路口。
从那时起，闯红灯的记录开始密集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半年，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之内，在不同的路口，会连续出现好几条。更诡异的是，这些闯红灯的违章，抓拍到的照片……
我点开最近的一条，是前天晚上在滨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照片因为夜间拍摄，有些模糊，但能清晰看到驾驶座上李贵泉那张毫无表情的侧脸。令人不适的是，照片里，路口红灯的光芒异常猩红，几乎染红了整个驾驶室，而李贵泉的脸在红光的映照下，显得既诡异又……肃穆？
我继续往前翻，翻到一年前的一张白天抓拍。照片清晰度很高。李贵泉双手紧握方向盘，目视前方。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他前方的路口，红灯亮着，但透过挡风玻璃，能看到路口对面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他不是为了抢行，也不是没注意，他就那样，直直地、毫不犹豫地冲着红灯开了过去。他的眼神，在高清摄像头下，透露出的是一种决绝的……奔赴感。
我越看心越沉。这不像是一个普通违章者的行为模式。没有侥幸，没有慌张，只有一种程式化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仿佛闯红灯，对他而言，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深吸一口气，决定从最基础的档案查起。我在人口信息系统中输入李贵泉的身份证号。
页面加载出来，基本信息无误。但当我看到“户籍状态”一栏时，鼠标差点从我手中滑落。
户籍状态：注销。
原因：死亡。
死亡日期：2022年12月5日。
我猛地抬头，透过单向玻璃看向询问室里那个安静坐着的老人。他明明就在那里，捧着那杯可能已经凉掉的水。一个被登记死亡了近三年的人，此刻正坐在我的面前？
是系统错误？还是重名重姓？我核对了无数次身份证号，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从官方的角度而言，李贵泉，这个正在接受我调查的人，是一个“死人”！
冷汗瞬间湿透了我的警服衬衣。我回想起他那句“着急投胎”，原来那不是胡话，那可能是一句……陈述句？一个本该去投胎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滞留在阳间，并且不断地通过“闯红灯”这种方式，试图……触发什么？完成什么？
强烈的职业素养让我强迫自己冷静。我不能被这些超自然的想法吞噬。也许是户籍登记出了严重的失误，比如当年误报了他的死亡。我必须核实。
我按照档案里留下的一个旧地址，尝试联系他的亲属。电话打过去，是空号。地址所在的区域，是即将拆迁的老城区，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
我又查询了他名下的其他信息，一片空白。没有社保记录，没有医疗记录，没有银行流水……一切都在他“死亡”的那年后戛然而止。只有这辆桑塔纳，和这279条不断累积的违章记录，证明着他还“活动”在这个世界上。
我坐立难安，决定再去和他谈谈。也许能问出一些线索。
我走进询问室，坐在他对面。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
“李老先生，”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我们查到一些信息，可能需要向您核实。系统显示您的户籍……有些异常。”
他缓缓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向我，没有惊讶，也没有辩解，只是淡淡地说：“嗯，我死了。”
他说得如此自然，就像在说“我吃饭了”一样平常。我一时语塞，准备好的所有问话技巧都卡在了喉咙里。
“您……这是什么意思？”
“2022年冬天，脑梗。死了。”他语气平铺直叙，“但没死透，或者说，没死对。”
“没死对？”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颤。
“时辰不对，方式也不对。”他喃喃道，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看向某个遥远的地方，“地府的名册上，勾错了名字，又或者，漏了我。我卡住了，上不去，下不来。像个……孤魂野鬼。但比那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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