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嫌疑犯。
这些词像重锤砸落下来。
我被拉起来，带离了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走下楼梯时，凌晨的冷风一吹，我猛地一个激灵，回头望去。
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不少邻居被惊醒，穿着睡衣站在远处，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他们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在我背上。人群中，我仿佛看到了助理医师小刘惊愕的脸，一闪即逝。
是幻觉吗？还是他真的来了？他来确认他亲手放出的“无暴力倾向”的病人，是如何践行他的诊断的？
警车呼啸着驶离小区，车窗外是飞速倒退的、尚未苏醒的城市。七夕的装饰还在，那些喜庆的红色此刻看来无比讽刺。
我被直接送到了看守所。采指纹、拍照、脱衣检查、换上统一的号服……一系列程序冰冷而麻木。我被单独关进一间狭小的囚室，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彻底隔绝了外界。
黑暗，寂静。
只有手腕上被手铐硌出的红痕和指甲破裂处的隐隐作痛，提醒着我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是梦。
潇潇死了。
被我杀死了？
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海，疯狂啃噬。不，不是我。是那根绳子！是它自己缠上去的！是幻觉！对，是病！是我的病！
我蜷缩在冰冷的板铺上，浑身发抖。强迫性的回忆开始不受控制地闪回：她给我系上红绳时温柔又哀伤的眼神……她脖颈上那道狰狞的深紫色勒痕……她冰冷的皮肤……我手指上黏腻的触感……
“啊——！”我捂住耳朵，发出痛苦的呜咽，试图驱散这些画面，但它们更加清晰地涌现出来。
无暴力倾向。
诊断书上的那五个字此刻像最恶毒的嘲笑，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
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的提审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叶尘总是主审，另一个警官记录。问题反复来回，陷阱一个接一个。
“为什么出院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
“红绳是谁提出要系的？”
“你们之前有没有争吵？”
“你当时有没有产生幻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你是否曾对你的妻子有过怨恨？”
我机械地回答着，语无伦次，前后矛盾。我一遍遍重复着醒来后看到的情景，强调那根绳子，强调我的恐惧和徒劳的解救。我说我的病，我的幻觉，我的强迫症。
叶尘很少打断，只是听着，观察着，那双锐利的眼睛从不放过我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他给我看现场照片，看我疯狂挣扎的痕迹，看法医报告上冰冷的结论：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约在凌晨一点至三点。颈部勒痕与现场发现的红绳吻合。死者指甲缝中有皮屑组织，经检测与你本人DNA吻合。
“你妻子挣扎了。”叶尘指着照片上潇潇微微肿胀、带有淤伤的脸和颈部，声音低沉，“她试图挣脱。”
我的心被狠狠撕裂。她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和痛苦？
“是你吗？”叶尘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
“不是我……是病……”我崩溃地瘫在椅子上，“是我杀了她……是我的病杀了她……”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更加漫长而屈辱。我被问及最隐秘的思绪，最不堪的回忆，做了无数测试，脑部扫描。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专家眼神冷漠，和医院里的医生不一样，他们的审视带着法律的重量，足以决定我的命运。
我像一头被剥皮解剖的动物，所有的一切都被摊开在阳光下检视。
鉴定结论最终出来了。
庭审那天，法庭狭小却庄重，旁听席坐满了人，媒体记者举着相机，闪光灯不停。我穿着号服，戴着械具，被法警押着站在被告席上。我不敢看向旁听席，不敢寻找可能存在的、潇潇的家人，或者林月……我的女儿。她以后会怎么知道今天的一切？
叶尘作为主要侦办人员出席了，他坐在公诉人旁边，穿着笔挺的警服，神情肃穆。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言辞犀利，证据链清晰。我的律师——一位法庭指派的、看起来有些疲惫的中年男人——则竭力强调我的精神病史，出示那份“无暴力倾向”的出院评估和最新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报告。
“……被告陈默，长期患有严重强迫性精神障碍伴现实解体样症状，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受精神病性症状影响，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丧失……”
法官面无表情地听着。
最后陈述时，我抬起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看着法官，看着陪审团，看着旁听席上那些陌生或熟悉的面孔，嘶哑地说：“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爱她……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
法官宣布休庭合议。
那段时间无比漫长，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终于，法槌落下。
全体起立。
法官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平稳而冰冷，在寂静的法庭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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