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B超室里，冰凉的凝胶涂在隆起的腹部，探头在上面滑动。屏幕上是黑白影像，医生指着那个跳动的小点告诉我，那是孩子健康的心脏。
“一切正常，林太太。”医生微笑着说，“宝宝很健康。”
丈夫紧紧握着我的左手，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而我却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小生命，胃里一阵翻搅。自从怀孕以来，这种不安就如影随形。
“医生，能...能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吗？”我听见自己问，声音干涩。
丈夫惊讶地看我：“我们不是说好不提前知道吗？”
医生看了看我们：“技术上可以，但既然你们之前决定......”
“请告诉我。”我坚持道，心跳加速。
医生移动探头，仔细查看片刻：“看起来是个男孩。恭喜。”
丈夫欢呼一声，俯身亲吻我的额头。我却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右手腕的幻肢痛突然发作，那种早已不存在的肢体传来的剧痛让我几乎呻吟出声。
男孩。果然是个男孩。
离开医院时，丈夫兴奋地计划着要买蓝色的婴儿服，要准备男孩子的玩具。我勉强笑着，心不在焉地附和。我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弟弟。
母亲每年寄来的信里，总会附上一两张照片。那男孩圆脸大眼，长得像母亲，但眉宇间有父亲的影子。他一年年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再到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最新的一张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他考上了太原的学校。
母亲的字迹一年比一年颤抖，但内容始终不变：多亏了你，才有了这个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功臣。
功臣。这个词让我作呕。我用血肉换来的“功臣”称号。
回到家后，丈夫忙着打电话向亲友报喜。我走进为宝宝准备的 nursery room，淡黄色的墙壁，云朵形状的吊灯，原木婴儿床上挂着星空图案的帷幔。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那么正常。
但我知道，正常只是表象。有些东西，一旦破碎，就再也无法完全修复。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那座小庙。
这次，梦更加清晰。我能闻到供桌上灰尘与香烛混合的气味，看到神像脸上剥落的彩漆，感受到石板刺骨的冰凉。父亲按住我的手臂，刀光落下——
但这次，当我看向供桌，上面摆放的不再是我的右手和右耳，而是一个小小的、蜷缩的婴儿形体。
我尖叫着醒来，浑身被冷汗湿透。
“又做噩梦了？”丈夫迷迷糊糊地搂住我，“孕期的荷尔蒙变化，医生说是正常的。”
我摇摇头，无法解释这种恐惧。起身走向浴室，用冷水冲洗脸庞。镜中的女人双眼凹陷，脸色苍白如纸。我轻轻抚摸腹部的隆起，感受着里面的小生命踢动。
“对不起，”我喃喃自语，“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回到床上后，我再也无法入睡。悄悄拿起手机，鬼使神差地，我在搜索框中输入了那个地名——我的家乡，山西长治的那个小村庄。
几条新闻跳了出来。最上面的一条让我屏住了呼吸：
《传统村落民俗研究：晋东南地区的求子习俗与信仰》
我点开链接，心跳加速。文章学术而冷静地描述了老家长治一带的民间信仰，其中一段特别提到了“献祭”习俗：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求得子嗣，家庭会进行‘替代献祭’，即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将已有的女孩‘奉献’给送子娘娘，以换取男孩的降生。这种习俗在极端贫困和迷信的地区尤为盛行...”
我的手指颤抖着继续滑动屏幕。
“...据传，最极端的形式涉及身体部位的献祭，通常是手指或耳部，象征孩子已成为神的所有物...”
我关掉网页，胃里翻江倒海。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还有别的女孩，别的祭品。
这一发现没有让我感到安慰，反而加深了恐惧。这意味着那不是个别疯子的行为，而是一种...传统。一种可能不会轻易消失的传统。
第二天，我去了市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越是了解，就越是恐惧。这些习俗比我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尽管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核心的迷信依然存在。
回家的地铁上，我注意到一个老妇人一直盯着我看。她穿着不合时宜的深色褂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髻。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她竟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仿佛认可了什么。
我慌忙移开视线，提前一站下了车。
接下来的几周，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时是街角的一个身影，有时是商场里的一瞥。我告诉自己这是孕期的 paranoid，但那种感觉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天下午，门铃响了。监控画面显示门口站着一个快递员，手里捧着一个盒子。
我打开门，签收了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收件人写着我的名字——我的本名，那个从嫁人后就不再使用的名字：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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