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日记本，对小陈的丈夫来说，无疑是一份肮脏的记录，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上。他的心里充满了沮丧、愤怒和委屈，可此刻，他没有心思去纠结这些，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找到失踪的妻子，弄清楚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强压着内心的情绪，再次仔细翻看日记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关于那个神秘男人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日记的字里行间，他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推断出这个神秘男人，应该是小陈的顶头上司，年纪大概在五十四五岁左右。
想到这里，小陈的丈夫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许致远。许致远当时担任房山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委办公室主任，曾经担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多年，正是小陈的顶头上司，年纪也正好在五十四五岁，所有的条件都和日记里的神秘男人吻合。
此时此刻，小陈的丈夫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现在不是去找许致远算账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通过许致远这个知情人，找到妻子小陈的下落。于是，他整理了一下情绪，立刻动身，前往房山区政协，要求见许致远。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政协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许致远汇报，说小陈的丈夫要见他时，许致远的回答干净利落，只有两个字“不见”。这简单的两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小陈的丈夫头上，也让他心里的怀疑更深了。许致远为什么不见他？是不是心里有鬼？小陈的失踪，和许致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被拒之门外的小陈的丈夫，心里又气又急，他思来想去，决定直接去区纪委反映情况。他知道，许致远是副局级干部，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找到真相，只有通过纪委介入，才能查明一切。几天之后，区纪委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立刻引起了北京市纪委的高度重视，一场围绕着小陈失踪案的调查，就此正式展开。
北京市纪委成立了专门的办案组，负责调查小陈失踪一案，而日记本里的内容，以及小陈的丈夫反映的情况，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办案组首先找到了许致远，就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对他进行了谈话询问。
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许致远并没有过多隐瞒，很快就承认了自己和下属机要员小陈存在不正当的性关系。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人，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许致远。许致远，1952年4月13日出生，北京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当时担任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委办公室主任，是一名副局级干部。
在谈话中，许致远一再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和小陈的关系，维持了几年之后，就越来越疏远了，尤其是最近半年多，两人已经彻底断绝了关系。办案人员紧接着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关系中断的，许致远顿时语塞，憋了半天，才憋出五个字“那是个混蛋”。
这五个字，充满了不满和怨恨，也让办案人员更加怀疑，两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这件事，很可能和小陈的失踪有关。于是，办案人员再次翻看了小陈的日记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更多的线索。
果然，在日记本后面的几篇记录里，小陈的语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有之前的痴迷和甜蜜，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怨恨。其中有一篇日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骗子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咬牙切齿的恨意，不难看出，小陈和那个神秘男人，也就是许致远，之间肯定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为了核实情况，办案人员展开了外围调查，走访了小陈的同事和身边的熟人。据区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反映，近半年以来，小陈的状态一直很不好，神情恍惚，精神不振，还曾经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办案人员立刻找到了小陈的丈夫，询问相关情况。
小陈的丈夫回忆说，确实是这样，小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失眠，精神也很不好，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还曾经以“神经病”为由，住院治疗过。当时他还以为，小陈只是工作压力太大，加上照顾孩子太累，才会变成这样，现在想来，这很可能和她与许致远的矛盾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知情人反映，小陈曾经去过许致远的家里大闹过，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些线索，都让办案人员更加确定，许致远和小陈的失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办案人员再次对许致远展开调查，要求他上缴自己使用的手机，以便排查相关线索。
就在许致远的手机里，办案人员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他的手机短信记录里，有一条来自小陈的短信，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而这条短信的发送时间，是2006年1月31日7点59分，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三，也就是小陈失踪的那一天。
这个发现，让整个调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小陈的失踪，许致远有着重大的嫌疑。办案人员立刻再次找许致远谈话，直接拿出那条短信，询问他“1月31号早晨七点多，你手机上收到的这条短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陈到底去哪里了？”
听到这句话，许致远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浑身开始发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他的反常反应，让办案人员更加确定，他一定知道小陈的下落，而且这件事，绝对和他脱不了干系。
办案人员继续追问“你们闹翻之后，小陈是不是一直不依不饶，缠着你不放？”许致远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可刚点完头，又立刻摇着头否认“不，不是，没有这回事”。看着他慌乱失措、欲盖弥彰的样子，办案人员知道，他还在隐瞒真相，于是继续耐心劝说“别隐瞒了，实话实说吧，你现在说出来，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再隐瞒下去，只会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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