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吉林市，秋意已浸透了这座北国江城的每一寸肌理。松花江面泛起细碎的鳞光，将两岸的化工厂区烟囱与老式红砖楼映照得忽明忽暗。彼时的江城虽已不复建国初期重点工程聚集地的辉煌，但若沿着长吉南线公路向西行驶，过了冯家屯的路口，仍能感受到这座工业城市残存的硬朗气息，直到那座突兀出现的别墅撞入视野，将沿途的市井烟火硬生生切断。
从冯家屯向北拐入县级公路，三公里路程转瞬即至。公路东北侧的欢喜岭下，一座依山而建的三层小楼如巨兽般盘踞在山坳中，足足一万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在周边低矮的农房与碎石场映衬下显得格外扎眼。砖石垒砌的围墙足有两米多高，墙面被水泥仔细抹平，顶端隐约可见插着的碎玻璃碴，在秋日阳光下闪着冷光。两扇漆黑的铸铁大门像两只闭合的巨兽之眼，门环上的铜绿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却始终昼夜紧闭，只有门柱上监控摄像头的红外灯，在夜间会规律地闪烁着红点，如同窥视外界的瞳孔。
附近的村民路过时总会下意识加快脚步，即便大白天也不敢过多张望。他们都知道这座别墅的主人是王丽，却没人说得清这位王老板到底靠什么营生。有人说他是做废品回收发家的，有人说他父亲是市里的老干部，还有人见过他开着黑色桑塔纳进出，车窗外偶尔会露出染着红指甲的女人手臂。更让人心生畏惧的是大门旁那间常年亮灯的门卫室，日夜都有穿着黑色夹克的壮汉值守，两只半人高的大狼狗被铁链拴在廊下，猩红的舌头舔着獠牙，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将任何试图靠近的好奇目光都逼退回去。
那地方邪性得很。住在三公里外欢喜岭村的老周总这样告诫后生，除了王老板的车能走正门，旁人都得钻旁边的小偏门，进去就没个准点出来。有回我半夜拉柴火经过，看见里头飘出烟，不是做饭的柴火味，是股子说不出的怪香。老周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这座被当地人称为黑门别墅的建筑，确实藏着吉林市最大的秘密，一个以别墅为核心，辐射全市的贩毒网络正在这里悄然运转。
别墅的主人王丽，此时正坐在二楼客厅的真皮沙发上，指尖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张曾经英气的脸显得有些浮肿。1986年从部队复员时，他还是个腰杆笔直的青年，在市粮食局当司机的两年里，每天把解放牌卡车擦得锃亮，后来调去物资回收公司当工人，扛着废铁也从不叫苦。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1990年代初承包旧物收购站的决定。靠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加上父亲这位退休老干部的人脉加持，他硬生生把收废品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间就赚得盆满钵满，这座别墅便是他鼎盛时期的象征。
别墅内部的奢华与外墙的森严形成了鲜明对比。客厅里铺着进口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仿制的《清明上河图》，真皮沙发围绕着的大理石茶几上，放着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和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现金。王丽的目光扫过茶几上的账本，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账本上的数字依然可观，但他知道，支撑这一切的早已不是当年的废品生意。
楼梯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孙红梅端着一杯泡好的参茶走了下来。这位比王丽大三岁的女人穿着真丝睡袍，眼角带着几分精明的笑意。作为西关粮库的下岗女工，她在王丽离婚后不久便走进了他的生活。两人虽未领证，却早已以夫妻名义同居，孙红梅不仅打理着别墅的日常，更成了王丽最信任的生意伙伴。她将参茶放在王丽手边，轻声说：下午那几个要货的，我让老陈在偏门盯着了，都是熟客，没问题。
王丽接过茶杯，指尖不经意地碰到孙红梅的手。这个女人比他历任伴侣都更懂他的心思，尤其是在两年前他彻底停掉废品收购站，转而做起独门生意之后。没人知道王丽的生意究竟是什么，只看到他的行踪越来越诡秘，白天大多闭门不出，夜晚却常有各色人等借着夜色掩护进出别墅。有熟客见过他在客厅里给人递小药瓶，接过钱时眼神里的警惕比当年收废品时锐利了十倍。
王丽呷了口参茶，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底隐隐的烦躁。他知道自己走的是钢丝，尤其是最近半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找上门的人也越来越杂，难免会出纰漏。他起身走到窗边，撩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一角，透过防弹玻璃看向院外的公路。远处的加油站里，几个穿着工装的工人正在给拖拉机加油，阳光照在他们沾满油污的脸上，透着一股踏实的烟火气。王丽的眼神暗了暗，他多久没那样踏实过了？
此时的龙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江国清正对着桌上的报案记录皱眉头。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秋风卷着窗外的落叶飘进来，落在积满灰尘的暖气片上。1998年的公安基层单位条件还很简陋，墙面因为返潮有些发黄，墙上挂着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标语却依旧鲜红。江国清刚接待完一位被偷了自行车的老人，正准备起身倒水，桌上的红色座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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