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八年的春天，当连接扬州与凤翔的钢铁驰道率先贯通，帝国的血脉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搏动起来。来自江淮的粮秣、军械、被服，不再依赖于漫长而损耗巨大的漕运与崎岖山路，而是被一架架由数十匹驽马牵引、在钢轨上飞驰的货运“巨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关中腹地。不过旬月之间，关中各城的府库便被填满，西征大军的后勤基石被牢牢铸就。
五月，芒种刚过，万物勃发。神京太极殿内，钱镠颁布了酝酿已久的诏令：
“太子钱传璟，为讨蜀诸道兵马大元帅，总揽伐蜀全局！”
“以杜建徽、王彦章、霍彦威、元行钦、符彦超、夏鲁奇、康延孝、高行周、安金全等，分统诸军！”
“以冯道、符习、皮光业、郭崇韬等为行军参谋，赞画军机！”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大夏王朝除却年长的开国元勋外，所有正值青壮之年的将军与智囊。钱镠意图明确：此战不仅是统一天下最后一役，更是对下一代文武班底最好的锤炼。太子钱传璟坐镇荆州，遥控指挥，既显威仪，亦保安全。
十五万禁军、厢军混合编成的伐蜀大军，兵分两路，如同巨大的铁钳，向已是千疮百孔的蜀地合拢：
北路军：以王彦章、符彦超等为先锋，自凤翔出发，沿修葺一新的褒斜道，南下直扑兴元。
东路军：以杜建徽、高行周等为主将，自荆州溯江西进，目标直指夔门。
面对养精蓄锐、装备精良、士气如虹的夏军，历经三年内战、早已疲惫不堪、离心离德的蜀军，几乎未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
北路军兵临兴元城下，困守此地的王宗杰残部，早已粮尽援绝，斗志全无。未等夏军攻城，部下将官便发动兵变，绑了王宗杰，开城献降。兴元一下，金牛道门户大开。
东路军的情况更为顺利。船队尚未抵达夔门，驻守巫峡的蜀军水师便已望旗归顺。大军穿过夔门天险，进入蜀中腹地。盘踞在合州以东、奄奄一息的王宗辂，闻听夏军至，知大势已去，干脆遣使奉上降表、印信，只求保全性命。
王宗杰、王宗辂这两个曾经争夺帝位的最大藩镇率先投降，产生了致命的连锁效应。沿途各州县的蜀国守将、官员，或闻风而降，或弃城而逃。夏军两路主力，几乎是在进行一场武装大游行，短短一个月，便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成都平原。
至德八年六月下旬，东路夏军主力进抵简州城外，与成都小朝廷最后所能拼凑起来的、约七八万蜀军“主力”相遇。这已经是蜀国最后一点像样的家底，由扛鼎的王宗弼和王宗翰统领，试图在此做最后一搏。
然而，希望很快便如泡沫般破碎。
夏军阵中，战鼓擂响。身经百战的重步兵方阵如山推进，硬弩手如林的箭矢遮蔽了天空，伴随着令人牙酸的破空声，车弩的巨大弩枪轻易地撕碎了蜀军单薄的盾阵。还不等蜀军从这狂暴的远程打击中回过神来，高行周、夏鲁奇等猛将已然亲率重甲铁骑，如同烧红的尖刀切入牛油，瞬间将蜀军本阵冲得七零八落。
一个冲锋！仅仅一个冲锋！
本就士气低迷、建制不全的蜀军彻底崩溃了。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无数人丢下兵器，哭喊着向后逃窜，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夏军骑兵纵横驰骋，分割包围。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决战，在不到两个时辰内，便以蜀军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战场上留下了漫山遍野的降兵，各色俘虏高达十万之众。
简州惨败的消息传回成都，这座曾经“锦城丝管日纷纷”的繁华都市，瞬间陷入了末日般的恐慌。皇宫之内，年幼的蜀帝王衍吓得面无人色，只会哭泣。垂帘听政的花蕊夫人与一众权贵，面对兵临城下的绝境，再也提不起任何抵抗的勇气。
是年七月末，在冯道、郭崇韬等夏军谋士拟定的受降条款下，蜀帝王衍率领蜀国文武百官，身着素服，抬着舆榇，出成都东门，向大夏太子钱传璟及伐蜀大军投降。
曾经与朱温、李克用、杨行密等枭雄并列，称霸三川十数年的王氏蜀国，在经历了令人扼腕的内乱和摧枯拉朽的外战之后，宣告灭亡。
太子钱传璟代表大夏皇帝钱镠，接受了蜀国的降表、舆图、户籍册。他下令封存府库，严禁劫掠，安抚降臣，迅速恢复成都秩序。
蜀地平定后，为震慑新附之地，钱镠在川西、川东两道各常驻四万精锐，其余伐蜀大军则凯旋归建。经过一年多的休整与对蜀中降兵的筛选整编，至德十年春，钱镠的目光投向了更南方的云贵高原。
“南诏世衅中原，屡为边患，其罪当伐！”钱镠在朝会上旧事重提。然而，派往南方的使者很快带回消息：“陛下，南诏国在至德元年便已内乱覆亡，如今立国者乃大长和国，其国主郑氏，听闻还是汉人后裔，一直谨守边疆，并未侵犯天朝。”
朝堂之上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寂静。钱镠面不改色，淡然道：“或许曾有冒犯，亦未可知。”随即，他以“莫须有”之罪，断然下达了讨伐大长和国的诏令。帝国的意志，不需要过于精致的理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