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辽阳城。
靖远大将军府的书房窗户紧闭，帘幕低垂，将七月的暑热和过于刺眼的阳光都隔绝在外。室内只点了一盏牛油灯，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书案一角，以及济尔哈朗那张晦暗不明的脸。他面前摊开着一份刚刚从盖州快马加急送来的密报，还有一页薄薄的、边角已被摩挲得起了毛边的桑皮纸抄件——那是南边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散播过来、内容触目惊心的《李九成绝笔信》摘抄。
密报上说，复州、盖州沿海，近日出现悬挂“郑”字旗和“明”字旗的快船，并不深入，只在近岸游弋，偶尔放下小艇，接应三三两两从山林中逃出的辽民上船。岸上驻防的汉军旗和少量满洲兵，有的睁只眼闭只眼，有的甚至私下与船上之人有所接触。更让济尔哈朗心惊的是，密报末尾提到，有“来历不明之人”在沿海渔村和屯堡散布消息，说南边王师即将大举渡海，凡“心向大明、不甘为奴”者，皆可南投，既往不咎，且“海上自有生路”。
而那页绝笔信抄件，他早已反复看过无数遍。上面那些颤抖而决绝的字句，尤其是“不负王爷重托，不负大明衣冠”、“唯念家中老母”、“笔力已尽，鞑虏近矣”，像一根根烧红的针，扎在他的眼底，刺在他的心头。他知道李九成，那是个顽固的登州老卒，当年松锦之战时就打过交道。这样一个硬骨头，带着三千残兵，在金州那座孤城里守了四个多月，最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济尔哈朗不得不承认，哪怕作为敌人，这份忠烈与惨烈，也让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几乎令他窒息的压迫感。
他仿佛能看到那个浑身浴血的老将，在城墙将倾之际伏案疾书的样子。也能看到，当这封信的内容在辽东，在山东，甚至在北京的汉官汉将中流传时，会在那些本就心思浮动的人心里，激起怎样的波澜。这不只是一封信，这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麾下那些被迫剃发易服、战战兢兢活着的汉人军卒和百姓，内心深处可能从未真正熄灭的东西。
书房门被轻轻叩响。
“进。”
进来的是他最倚重的幕僚，一个沉默寡言却心思缜密的汉人秀才，姓周。周先生手里捧着几份文书，脸色比平时更加凝重。
“王爷，北京又有旨意到。仍是催调钱粮，并要求我部‘相机派兵入关，以解保定之围’。”周先生将文书放在案上，声音平缓，但济尔哈朗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紧绷。
济尔哈朗没去看那文书，只是用手指敲了敲那页绝笔信抄件：“周先生，你说，这信上写的，是真的吗？”
周先生沉默片刻：“信之真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人愿意相信它是真的。金州之事，本就是一根刺。如今南边刻意将其放大，与真定大捷、渤海海胜一起宣扬，其意在攻心。”他顿了顿，声音更低，“王爷，近日军中……流言颇多。除这绝笔信外，真定屯齐贝勒败亡详情、荷兰红毛夷舰队覆灭之事，亦传得沸沸扬扬。人心……有些浮动。尤其是汉军各旗，逃亡之事，近半月已发生十余起，虽皆是小股，然防不胜防。”
“多尔衮那边呢？”济尔哈朗忽然问。
周先生苦笑：“探子回报，北京城内风声鹤唳，摄政王屡下严令，诛杀‘动摇军心’者，然收效甚微。山西姜镶、陕西孟乔芳，对入关助战之命阳奉阴违，至今未见动静。关内……关内形势，恐比王爷所知，更为不堪。”
济尔哈朗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良久无言。书房里只有牛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他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继续听命于北京那个日益疯狂、却已明显失去对局势掌控的多尔衮，将辽东本已不稳的兵力和宝贵的粮草投入关内那个看似无底的血肉磨盘？还是……为自己，为跟随自己多年的这支军队，也为这辽东的百万生灵，寻找另一条出路？
前者，很可能是死路一条，甚至可能引发辽东内部生变，导致不可收拾的崩溃。后者……风险同样巨大，那是背叛，是放弃爱新觉罗家族数十年来征战获得的基业，是将自己和子孙后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或许能保住一些东西，比如麾下将士的性命，比如辽东的相对安宁，甚至……在未来的新格局中，争取到一个不至于太糟的位置。
他想起了皇太极。那个雄才大略的兄长，当年是如何拉拢蒙古、重用汉人、建立汉军八旗，一步步将后金从一个边陲部落政权，推向争夺天下的大舞台。那时的爱新觉罗家族，充满了进取的活力和包容的智慧。可现在呢？只剩下多尔衮的猜忌、镇压和穷途末路的疯狂。
他又想起了那些战死在金州城下的明军，想起了绝笔信中提到的“大明衣冠”。衣冠……是啊，对汉人来说，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一种发式，那是他们千年文明传承的象征，是刻在骨子里的认同。强行剃发易服，能压服一时，真能压服一世吗？当南边的军队打着“恢复中华”的旗号，带着更犀利的火器，展示出海陆并进的力量时，这种压制下的反弹，会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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