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无论是官营的还是私营的——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最大限度地压榨着新技术带来的红利。而工人，无论是官营工坊的匠户，还是私营工坊的雇工，都陷入了更加弱势的境地。
终于，在连续工作十八个时辰、又有三人晕倒后，工匠们爆发了。
“不干了！这哪是人干的活！”
“加钱！不加钱就不干了！”
“我们要见知府大人！”
工场内一片混乱。监工试图镇压，但愤怒的工匠们砸坏了十几台织机，打伤了几个监工。骚乱迅速蔓延，上千工匠冲出工场，涌向府衙。
这不是孤立事件。在同一时期：
· 松江的棉纺工坊爆发罢工，要求将每日工时从八个时辰减至六个时辰；
· 景德镇的瓷窑工匠联合请愿，要求提高计件工价；
· 甚至天工坊的部分工匠也私下串联，要求改善待遇、分享技术改进带来的红利。
新技术的受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焦点。旧有的“师徒如父子”的手工业伦理，被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取代；传统行会的保护功能，在资本的力量面前逐渐失效。
慕容复不得不亲自处理这些工潮。他在召集工部、户部官员会议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技术革新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但这些财富去了哪里？为何工匠反而更苦了？”
户部尚书小心翼翼地回答：“王上，新增财富大部分用于军备和北伐大业……”
“那工匠的苦就不管了吗？”慕容复打断他，“若工匠心生怨怼，消极怠工，甚至暗中破坏，军备从何而来？北伐大业又从何谈起？”
他下令成立“工务司”，专门调解劳资纠纷，制定最低工时和工价标准，并在官营工坊试行“绩效奖励”——工匠若提出有效改进，可分享部分收益。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保持生产效率，又要维持社会稳定；既要鼓励资本投入，又要防止过度剥削。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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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传播的结构性矛盾
天幕带来的知识大传播，看似公平无私，但在现实中却遭遇了结构性矛盾——知识的获取、应用和收益，被深深嵌入了不平等的权力和资源结构中。
汉水学堂，夜课教室。
二十几个孩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就着昏暗的油灯，跟着先生学习天幕数字和基础算学。他们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白天要帮家里干活，只有晚上能来学习。
“二加三等于五，”先生耐心地重复，“记住了吗？”
孩子们齐声回答：“记住了！”
但坐在角落的小石头低着头，偷偷抹了把眼泪。他白天在码头扛了一天麻袋，肩膀红肿，手掌磨破，此刻又困又痛，根本听不进去。
“小石头，你怎么了？”先生注意到他。
小石头站起来，哽咽道：“先生，我……我明天不能来了。爹说码头活多，让我以后晚上也去帮忙……”
先生叹了口气。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个辍学的孩子了。对于这些最底层的家庭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教育是奢侈品。
与此同时，在百里外的襄阳城内，郭靖黄蓉的养子郭破虏正在格物苑的专属书房里学习。这里有明亮的玻璃灯（天幕知识指导下的新产物），有专门从江南购置的书籍和仪器，有朱子柳、薛慕华等一流学者轮流授课。
“破虏，今日我们学习天幕所授的光学原理，”薛慕华摊开精致的图纸，“这是凸透镜，这是凹透镜，它们组合起来可以制成望远镜……”
郭破虏认真听着，不时提出问题。他有充足的时间、优越的条件、顶级的师资。他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是小石头的百倍千倍。
这种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仅仅是知识传播不平等的冰山一角：
· 新式火炮的制造技术被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官营工坊掌握；
· 最新医药研究成果首先供应军队和高官显贵；
· 天幕经济学的高级课程，只在少数上层士子的小圈子里流传；
· 甚至天幕武道院的进阶内容，也往往被大门派垄断解读。
知识，本应是打破阶级固化的利器，但在现实中，却常常成为固化甚至加剧阶级分化的工具。那些原本就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取和运用新知识，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
黄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主持汉水学堂教务会议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能不能编写一套通俗易懂的启蒙教材，将天幕最基础、最实用的知识整理出来，免费发放给所有愿意学习的人？”
朱子柳担忧道：“黄帮主，此举恐引来非议。那些大门派、大学者，向来将知识视为私产……”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做！”黄蓉坚定地说，“天幕降临，本为普惠众生。若知识被少数人垄断，与天幕初衷相悖。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打破这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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