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公寓里，宋梅生像一尊雕塑，长久地伫立在那幅巨大的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地图前。地图上的等高线、河流、公路、村镇，在他眼中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是即将被“雪崩”计划席卷的血与火的战场。确认了情报的真实性与致命紧迫性，带来的不是释然，而是更加沉重的压力。传递链彻底断裂，组织杳无音信，他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孤岛，而拯救战友的唯一钥匙，就攥在他汗湿的手心。
依靠外援的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安娜的渠道风险不可控，远水难解近渴。那么，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也是最简单、最直接、同时也最危险的一条——他亲自去！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时，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深入日军即将重兵扫荡的区域，穿越数百里冰天雪地，寻找行踪不定的抗联队伍？这听起来不像是个计划，更像是个自杀式的玩笑。他一个伪满警察局的副局长，养尊处优（表面上），有什么能力完成这样的壮举？
但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这看似荒谬的想法，却可能是唯一具备可行性的方案。第一是时效性。 没有任何渠道能比他自己亲自送去更快。开车全速前进，日夜兼程，理论上一天多时间就能抵达根据地边缘区域。第二是安全性。 他拥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伪装身份——警察局副局长。以“年前视察偏远哨所防务、慰问基层、宣示皇军恩威”为名，进行长途公务出行，合情合理，甚至还能申请到汽油和通行证。第三是精准性。 只有他本人清楚情报的绝对重要性，能够确保直接交到抗联高级指挥员手中，避免任何中间环节的延误或误判。
风险当然巨大到难以估量。路途中的意外、恶劣的天气、可能遇到的土匪或小股日军、以及最可怕的——被抗联队伍当作真正的汉奸副局长给“误伤”了。但比起坐视数千同志陷入绝境，这些风险，他必须去冒！
“妈的，这不是逼着文科生去当特种兵吗？”他低声骂了一句，用只有自己能懂的现代梗来缓解那几乎要将他压垮的紧张感。但眼神，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坚定。
决心已下，接下来就是周密的计划。他再次伏案，开始构思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第一步，制造合理的出行理由。 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公函，内容就是年前视察北满几个重要边境哨所和警察署，检查防务，激励士气，体现“上级关怀”。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甚至可以说是他作为副局长的分内职责。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报告，措辞严谨，理由正当，准备明天一早就报请局长和日本顾问签字。他相信，在这种“彰显治安成果”的事情上，日本人不会阻拦。
第二步，规划路线。 他在地图上仔细勾画。不能直接奔向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那太明显了。路线要合理，沿着主要的公路网，依次“视察”几个重要的镇点，但最终要抵达一个最靠近根据地的、拥有抗联秘密交通站（这是他之前从老木的情报中得知的）的区域。最后一段路，必须弃车步行，潜入山林。
第三步，准备“道具”。 警察局的专车、他的副局长证件是最好的护身符。还需要准备一些真正的慰问品（烟酒、罐头），既符合人设，关键时刻也能作为与抗联接触的“见面礼”。最重要的，是藏匿情报的方式。那枚铜纽扣依然是最佳选择。他还需要准备一份备用的、加密的纸条，藏在鞋跟或衣领等不起眼的地方。武器方面，除了配枪，还需要一把匕首和必要的野外生存工具。
第四步，安排掩护。 他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带上一两个“自己人”。王大力是首选，他身手好，忠诚可靠，而且性格憨直，不会想太多。还需要一个司机。宋梅生想到了总务科那个平时沉默寡言、但开车技术一流的老司机周福。此人家庭负担重，用钱可以稳住，而且嘴巴比较严。他可以告诉王大力和周福，这是一次秘密的“特殊公务”，涉及高层机密，需要绝对保密和服从。
第五步，应对突发状况。 他需要预设各种可能：遇到盘查如何应对？车辆出现故障怎么办？找不到抗联队伍怎么办？甚至，如果被日军或抗联双方误会而发生交火怎么办？他必须在脑中反复演练，准备好多种预案。
计划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虽然每一步都充满变数，但至少有了行动的框架。此刻，窗外的天色已经蒙蒙亮。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也是“雪崩”计划发起前的倒数第四天。
宋梅生毫无睡意，他用冷水洗了把脸，看着镜中那个脸色略显苍白但眼神锐利的男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喀秋莎”，而是要化身成为一名冲向战场的信使。
早上八点，他准时出现在警察局局长办公室，呈上了那份精心准备的视察报告。果然如他所料，局长对这位能干副手的“主动尽责”大加赞赏，日本顾问也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便爽快地签了字。通行证和汽油配额顺利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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