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核处对“富源铁矿”旧账的“纠缠不休”，如同一根细细的芒刺，扎进了对手看似严密的防护层。
沈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不指望能从这份被精心修补过的账册中找到决定性的破绽，他要的是这份持续不断的、来自官方渠道的“关注”所带来的压力。
压力之下，必有回响。
王砚按照沈涵的指示，对那份“完美”账册发起了第二轮质询，就几个无关痛痒的格式问题和时间节点上的微小差异，要求工部虞衡清吏司做出“更详尽的说明”。
这份措辞严谨却透着吹毛求疵意味的咨文，更像是一种官僚体系内的刻意刁难，但传递的信号却异常清晰：稽核处盯上这里了，而且不会轻易放手。
与此同时，骆刚布置的两张监视网络，也开始捕捉到更多不寻常的涟漪。
监视黑石口的人员回报，工坊的沉寂在持续，但并非完全静止。偶尔深夜，会有极轻微的车轮压过刻意铺设的软土的声音，运走的似乎不是沉重的物料，而是一些更零散、可能更重要的东西。
同时，观察到有擅长山地行动的精干人员，在更加隐蔽的时段，反复清理工坊外围活动的痕迹，甚至试图制造一些野兽扰动的假象。
“他们在做撤离准备，而且是尽可能不留痕迹的撤离。”骆刚判断，“运走的可能是核心匠人、图纸，或者已经锻造好的成品。”
另一张撒向更广阔区域的网，则带来了更具指向性的发现。一组奉命监视通往淮西方向要道的属下，在盯守一处位于运河岔口、看似寻常的民间货栈时，发现了异常。
这家货栈平日生意清淡，但近日却有几批身份不明、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员陆续抵达，短暂停留后，又乘坐不同的船只或车马离开，行动低调迅速。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人的身形和侧脸，与被描述过的、曾参与截杀石勇的某名悍匪极为相似！
“他们在这里集结，又分散离开……这里像是一个中转枢纽！”骆刚兴奋地汇报，“而且涉及截杀石勇的人，说明这个枢纽与核心势力关联极深！”
沈涵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案几上无声地敲击。对手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也更谨慎。他们不仅在处理黑石口的首尾，还在调动力量，这个运河岔口的货栈，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联络和调度节点。
“能确定这些离开的人，最终去向吗？”沈涵问。
“很难，”骆刚摇头，“他们警惕性很高，换乘频繁，我们的人手不足，无法对所有目标进行长距离跟踪。不过，大致方向，多是向南，或是往京城其他方向分散。”
向南，是淮西。分散入京，则意味着其触角可能更深地隐藏在帝都的繁华之下。
“不止淮西……”沈涵再次默念这四个字。对手的应对，印证了周算盘临终警告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根系庞大且懂得灵活应变的组织。
“大人，我们是否对这个货栈动手？抓几个活口，或许能问出些什么。”骆刚建议，显然对截杀石勇的凶手耿耿于怀。
沈涵沉吟片刻，依旧摇头：“时机未到。打掉这个节点，只会让他们启用更隐蔽的备用通道，我们反而会失去眼睛。现在动，收获不大，风险却不小。”
他需要更大的鱼，更需要能将所有罪行钉死的铁证。目前的所有动向，都还只是外围的骚动。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沈涵想稳住节奏，对手却似乎不打算再给他从容布局的时间。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通政司一位与王砚有同窗之谊的郎中，悄悄递过来一句话：“王兄，最近都察院那边，似乎有人在暗中搜集你们稽核处的卷宗副本，特别是……关于扬州案后期，对一些涉事商贾处置的纪要，你们……小心些。”
王砚心中一惊，立刻禀报了沈涵。
都察院？言官清流？他们为何会突然对稽核处，尤其是对扬州案的旧事感兴趣？扬州案牵扯甚广，最终定罪虽以周德兴、王瑾等为主，但在查案过程中，确实涉及对一些背景复杂的商贾采取了非常规的讯问和资产查扣手段。这些细节若被断章取义，很容易被扣上“罗织罪名”、“酷烈扰民”的帽子。
“来得好快。”沈涵听完，脸上并无太多意外，只有一丝冷意，“我们刚碰了‘富源’，敲打了工部，他们反击的棍子就挥过来了。而且，选择从都察院入手，用的是‘风闻奏事’的路子，倒是聪明。”
这不再是断尾求生，而是主动发起的反扑。对手显然意识到沈涵的难缠，决定不再被动防守，要将他，乃至整个稽核处，拖入舆论的泥潭，从根本上瓦解其追查的合法性与权威。
“大人，我们该如何应对？是否要提前准备自辩的奏疏？”王砚忧心道。被都察院盯上，绝非好事，那些言官的口舌之利，有时比真刀真枪更可怕。
“自辩？那不正中下怀吗？”沈涵淡淡道，“他们想搅浑水，我们若急着澄清，反而显得心虚。此时一动，不如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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