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主事的死，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工部激荡起层层涟漪后，水面渐渐复归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更深的暗流涌动。胡惟庸一系看似退让，弃车保帅，实则将防线收缩得更加严密。
稽核处并未因钱主事伏法（虽非明正典刑）而士气大振，反而感受到一种更沉重的压力。
都水司李侍郎的配合依旧，但那种配合，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不带任何主观能动性的敷衍。
所有账目按流程报送，所有疑问用官样文章回复，不抗拒，不拖延，但也绝不提供任何超出要求的、可能隐含线索的额外信息。
沈涵主导修订的《工部工程核算与审计细则（试行）》，经朱元璋朱批核准，正式下发工部及各相关衙署。
新规详细规定了从项目立项、预算编制、物料采购、施工管理到最终验收核销的全流程标准和审计要点，尤其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可追溯性以及关键环节的责任人签押制度。
然而，新规的落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软抵抗”。
都水司照章办事，但在执行中，各种实际情况层出不穷。
“沈领事，非是下官不遵新规，只是这漕船维修，突发状况极多，若事事皆要预先详列预算、等核准后再行采买，恐误了漕期，这责任谁担？”一位负责漕运的郎中面带难色。
“沈大人，河道清淤，水下情况复杂，土方量实难精准预估，若严格按申报量考核，稍有出入便视为违规，这……这活没法干了呀！”另一位主事诉苦道。
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不直接反对新规，却用各种合情合理的借口，强调特殊性和灵活性，试图将新规架空，或逼沈涵做出妥协，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就连沈涵寄予厚望的郑彦，在虞衡司推行新规时也遇到了阻力。匠户们习惯了旧有的、弹性较大的管理模式，对繁琐的记录、申报手续怨声载道，效率反而有所下降。
“领事，下面的人都在抱怨，说是捆着手脚干活。”郑彦无奈地向沈涵汇报，“尤其是那些老师傅，觉得这些文书工作毫无意义，耽误工夫。”
周算盘看着各地报送上来的、虽然格式统一却内容僵化的新报表，眉头紧锁：“数据是有了，但总觉得隔了一层，看不到真实情况。他们只是在应付我们，而不是真正用这套方法来管理工程。”
吴愣子气得直哼哼：“这帮蠹虫，明的不行就来阴的！尽耍这些滑头！”
孙老道倒是冷静：“此乃意料之中。新规触动了太多人的习惯和利益。阳奉阴违，抱团观望，乃官场常态。如今之势，非是一纸公文所能扭转，需水滴石穿之功。”
沈涵沉默地听着众人的反馈。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过于注重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文本的严谨性，却低估了执行层面的文化阻力和路径依赖。管理学知识告诉他，变革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人的观念和既得利益格局。
“我们太急了。”沈涵缓缓开口，“想把一套成熟的制度瞬间植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肌体，出现排异反应是必然的。”
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简陋的工部组织结构图。
“新规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也不能靠我们稽核处这几个人去强行推动。”沈涵的手指划过图纸，“我们需要榜样，需要让下面的人看到，遵守新规不仅不会捆住手脚，反而能提高效率、减少纠纷、甚至……能保护他们自己。”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周先生，从明天起，我们改变策略。暂停全面铺开的审核，集中全部力量，在工部范围内，寻找一个愿意尝试、或者至少不强烈排斥新规的‘试点项目’。
规模不要求大，但求典型。我们全程跟进，不是去挑刺，而是去帮助项目官员理解和应用新规，解决实际执行中的问题，做出一个成功的样板来！”
“同时，郑彦，你在虞衡司也选一个小组或一项常规任务，作为内部试点。不要强压，挑选那些年轻、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匠头或吏员，给予他们一些额外的激励，比如，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按比例奖励给小组。”
“我们要用事实说话，用实实在在的好处，来瓦解这种无声的抵抗。”
众人闻言，精神一振。这无疑是更务实、也更艰难的道路，但或许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
就在沈涵调整策略，试图从基层破局之时，刘伯温那边，又悄无声息地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
“水至清则无鱼。”
沈涵看着这熟悉的字迹，反复咀嚼着这四个字。刘伯温是在提醒他不要过于追求制度的完美和纯净，还是在暗示他，在这浑浊的官场中，需要懂得某种平衡之道？抑或是，另有所指？
他将纸条收起，目光重新变得坚定。无论刘伯温意图为何，他深知，降低标准、同流合污绝非出路。他要做的，不是让水至清，而是要在浑浊中，建立起一套能让清水区域不断扩大、并能有效遏制污浊蔓延的机制。
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而这场仗的胜负，将不再取决于一两次案件的侦破，而在于能否将管理的种子，真正植入这片古老土地的肌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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